无法之法 方为至法——品评著名画家梁文博全无雕凿痕迹、自然而然的艺术手法

中国绘画——尤其是文人画的发展，明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王阳明的“心学”问世，在士大夫层流传甚广。其影响所及，尤在文学和艺术方面。许多文人画家在创作思想上出现了对传统儒学和古代绘画品评标准的叛逆与扬弃，提出了许多大胆的观点，其中心要旨是强调从主观精神世界出发，把作者自身的心境、心态当作创作的唯一出发点；而外部世纪的物象，则只有经过“心”的加工，化为人的主观精神的一部分才能对创作有所作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思想，使得从北齐以来一直被推崇为绘画评品标准的《六法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谢赫的《六法论》中，着眼于尊重客观规律，表现客观形象的“传移摹写”、“应物象形”，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把提倡画家主观精神境界的“气韵生动”一节，大大加以发展，出现了许多强调个性的特色，以表现自我心理感受为核心的“大写意”画家。例如：徐渭，他对自己作画的要求是“贵本色”，就是要按照自己内心的本来意识去作画。他的诗、书、画都狂放不羁，“不求形似，但抒胸中逸气耳”。袁枚更大胆地提出“师心不师道”的口号，认为只有扬弃理性的客观规律和种种羁绊，摆脱物质世界外在躯壳的束缚，才能大胆放手地投入到真正的创作冲动中去，放笔直干，一鸣惊人。

为什么看了梁文博的画作之后，我会想到这一段公案呢？因为在当代中国画坛上十分活跃的中青年画家中，也有许多人存在着“师心不师道的”锐气，把追求自己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个人风格，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来思考。我以为这是摆脱了“左”的教条主义束缚之后，中国文艺迎来真正繁荣的很值得我们高兴的好事情。但是，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把“师心不师道”强调地过了头，大家都一味狂放下去，恐怕难免有一天又会产生使人厌倦的雷同，装腔作势的故作惊人之举泛滥成灾。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传统的标准、规范、尺度的破坏和违反。例如公开提倡和追求‘趣’、‘险’、‘巧’、‘怪’、‘浅’、‘艳’、‘俗’、‘谑’、‘惊’、‘骇’、‘疵’、‘出其不意’、‘冷水浇背’等。便与‘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成人伦助教化’的儒学准则，实际距离拉得相当远了。（见李泽厚著《美学三书》40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其后果，也只能是令人望而生厌的“简单化”、“公式化”，让人看了十分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