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特有的“年味儿”——著名作家李富胜回忆儿时“过大年”的难忘经历

春节是国人的重大节日，俗称“过大年”，每逢佳节，人们都满满愉悦，喜气洋洋，无论男女老少，都以最饱满的炽热情怀，欢度自己的节日。春节是中国人最喜庆欢乐美满的节日，吃好饭，穿新衣，唱大戏，走亲串友，拜年道安，成了“年味十足”的主色格调，所有的“美好”和“祈福”都融入热烈祥和的节日气氛中，人们在欢快中品享着“年味”的美好。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年味”，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每每忆起，细细品味，“年味”的感觉却是迥异不同的，尤其是小时候，在那个特殊的物质匮乏的时期，生活的艰难，让“年的味道”乐中有苦，苦中有涩，涩中有味，回味无穷。

小时候每逢过年，常听母亲念叨一句话，“好过的日子，难过的年”。每临年关，我们兄弟几个都在渴望中期盼着“过年”，吃好饭，穿新衣是我们热切的向往。母亲总为此做着细心的打算和安排，父亲的工资和生产队挣工分得到的收入，是我们家的经济来源，母亲总是掂量着，既要合理打算好平日的生活，又要留出相应余地用于“过年”所需。打年初开始，母亲就开始精打细算，常常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母亲对年关难过的体会是很深刻的。

过年要吃胶东有名的“大枣饽饽”，这是打老辈子传承下来的，家里再穷，也要蒸一定数量的“大枣饽饽”，不但是人要食用，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敬天地和先人的供品。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整，父亲便在院子中央摆上桌子，把大枣饽饽放好，四个一组，一共三组，再点上香炷，以示敬天地。父亲点燃粗糙的黄纸，我们兄弟几个便跪下来磕头，父亲嘴里念念有词，到底念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叫做“大年三十发纸”，特别有仪式感。过年必须敬先人，要在已逝长辈牌位前摆上大枣饽饽等供品，初一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为他们上香磕头，这是老辈子传承下来的规矩。为了过年能蒸上饽饽，打夏收麦子归仓开始，母亲就精心挑选最好的小麦存好，以备过年用。“过了腊八就是年”，过了“腊八节”，人们就开始准备年货张罗过年了，这期间，家家户户热气腾腾的，蒸饽饽，做豆腐，下粉条，杀鸡鸭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人们把平日积攒下来的一切物品，毫无保留地，都搬出来用在过年上。

“推年磨”，是那个时代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过年前的必修劳动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机械化水平低，把小麦变成“面粉”必须靠人工推磨来完成。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时我在小学五年级或刚上初中时，每逢放寒假，第一件事就是和三哥一起“推年磨”，我们要推出来过年蒸饽饽包饺子所需的面粉。我家那盘沉重的石磨，设在院子的西厢房，据母亲讲，那是外祖父生前留下来的，从母亲的老家西山搬到我们家，那时，大哥二哥都已成家另立门户，弟弟还小，我和三哥便担当起推磨的责任。推磨时，母亲在一旁不时地把磨顶上的小麦，用手把推到“磨眼”里，我和三哥则各自把着“磨棍”，推着不断前进，一圈接着一圈转，刚开始转上几圈，就有点发晕，坚持推下来慢慢就适应了。有时我们俩手里拿着课本，一边推磨一边看书，母亲看到我们俩这样子，总会乐呵呵地说：“好小子，真不赖啊，你们俩推磨看课本，手脚不闲着啊”，母子三人便哈哈大笑起来。母亲来回拉动面箩，把磨出的面粉反复筛落，最终把头遍面、二遍面和麦麸皮依次分类放好，以备过年用。我们兄弟二人和母亲一起磨面，有时晚上还要加班，点上油灯忙活到深更半夜，为了调整我俩的疲劳情绪，母亲常常会给我们讲一些狐仙鬼怪的故事，有时会唱一些民间歌谣，诸如“小孩睡，盖花被，花被底下个大刺猬，咬的小孩没法睡”，还有什么“小放牛”等，我们俩听得津津有味，疲惫一扫而光。“推年磨”，是一种艰辛的劳动，更是一种磨砺，锻炼了坚韧的意志，修练了人性定力，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母子间纯真朴实的情感交融，那些虽苦却欢乐的美好时光，成为少年时代最温馨炽热的记忆，是那样甜美幸福！那个时代的那一刻，总感觉是那样短暂，那短暂的时刻，却是最纯正浓烈的年的味道！

腊月二十八这天，是年前最忙的一天，过年所需的食物都必须在这一天完成。母亲和外祖母要蒸好饽饽、豆包、菜包子和年糕等等，父亲则托人买一套猪下货，自己亲自洗猪肠、烙猪毛、剁猪头，忙得不亦乐乎，一切洗好浸泡后，晚上开火烀“猪头”。母亲把面食都做好后，分类凉好，把饽饽豆包菜包子放进一个泥瓦缸里，盖上盖子。当天我们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包子，然后再等初一中午可以吃上“大枣饽饽”，余下的都是留给正月十五前，亲戚朋友来走亲串门时食用的。

到了晚上，父亲开始烀“猪头下货”了，把猪下货放入大锅中，添上水，加上葱姜花椒大料后盖上锅盖，我和三哥充当起“火头军”来，在灶下点着白天劈好的柴，拉着那个沉重的大风匣，一会儿火苗就呼呼地窜上来。半个小时后，父亲揭开锅盖，锅里咕嘟咕嘟地开始冒泡，在热腾腾的蒸汽中，肉香开始漫溢，刺激着我们敏感的味蕾。父亲用长长的竹棍不停地翻弄一会儿，然后盖上锅，我们继续添木块拉风匣，火苗又呼地跳了起来，过一会儿父亲再次揭开锅翻弄，这样来来回回多次，最后用竹根插一下猪下货，插得透了便是熟了，再用小火慢慢地煮一会儿，才算熟透了。父亲把锅里的东西捞上来，我们弟兄三个围在锅台前，全神贯注地看着父亲的每一个动作和熟了的“猪下货”，嘴角都流出了口水，我们不时地吧嗒两下嘴，发出轻轻声响，父亲瞅瞅我们三个“小馋猫”，常常忍俊不禁。把香菜葱花撒到锅里后，父亲用铁勺子把汤舀出来倒入大盆，把盛满肉汤的盆放在院子里的石台上，冷却后就成了“猪头冻”，这是我们过年的专用食品，“猪头肉”仍然是为串门的亲戚客人特供，平时我们是捞不着吃的。父亲做完这一切后，用刀分别切下猪脸、肠、肝等分成三小份，送到我们弟兄仨面前，每人一份，我们便如同“猫见了鱼”似地兴奋起来，当吃到第一口时，味蕾瞬时打开，那个滋味真是香透了！这是一年当中，最香最香的美味！父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我们却沉浸在“喷香”的美味诱惑里，忘记了父亲的存在。有一次我吃完那薄薄的几片肉，抬起头看父亲时，发现父亲眼里含着的泪水滚落下来……

过年穿新衣服，是我们那个时代孩子们的热切渴望和期盼。家里再穷，当父母的也要尽最大能力，过年时为孩子们做一身新衣服，实在没有，旧衣服也要洗干净，烫平整洁一点。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穿打补丁的衣服十分常见，上衣两个胳膊肘常常会补上一块，裤子上屁股的位置，往往也会补上两个圆布片，这些部位都是磨损较大的地方，到了过年，没钱买新衣，只能洗洗补补凑合一下，也是穷的无奈。我们兄弟几个过年几乎没有穿过打补丁的衣服，衣服质量也是随着时间变化而提高。小学时，我们的衣服都是对襟老式的，是用外祖母织的粗布做的，再大一点，母亲到供销社买回白细布用染料染一下，也还是做成老式衣裤。大约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父亲托人买来“卡叽布”，当时可以说是“顶级水平”了，父亲领我们到裁缝铺，第一次做成了制服，时尚的竖领，四个衣兜，黑色的塑料扣子锃亮，我们称之“电木扣子”，简直好看极了！大年初一，我们兄弟几个穿上“洋气”的制服，并排站在父母面前，大声喊道：“爹妈过年好”！父母看着我们的样子，笑了，笑得那样开心！我们深深地知道，能穿上这么好的衣服是多么不容易，是父母省吃俭用，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省出来的。我走在大街上，人们用惊奇羡慕的目光注视着我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展扬和自豪。

大年初一，孩子们早上起来穿好新衣服，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给长辈拜年。一大早，还没吃饭，先到长辈家去拜年，爷爷奶奶叔叔大爷，以及东邻西舍，平日来往密切的长辈们，一一拜年道安。孩子们最兴奋快乐的事，是长辈分“压岁钱”，父母每年给的压岁钱“循序渐进”不断增多，最早是两毛钱，再到五毛钱，后来长到一元钱。孩子们过年收到的压岁钱，大部分用来买学习用品，那时铅笔两分钱一支，橡皮五分钱一块，田字格本八分到一毛，为省点钱到供销社，买一张糊窗用的“白莲纸”，裁开钉成写字本，四分至六分钱，收到的压岁钱，可以用大半年呢。

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也颇有讲究，饺子里包上大红枣和“钢镚”小钱，谁吃着枣，谁红运当头，谁吃着“钢镚”小钱，预示来年发财有钱花。母亲为了节省，把一个大枣切两半，可包两个饺子，人家都用“贰分钢镚”，母亲用一分的。母亲过的日子，就是这样的细，我笑说母亲“真抠门”，她平静地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等你长大成家立业了就知道了。每年大年初一，我总是能吃到大红枣和钢镚钱，但也并没遇上什么好运气，更别说发财有钱花了。年复一年，从孩童到青年时代，人们总是在贫困中挣扎，在饥饿中度日，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品到年味的一丝香甜，才有一点平日里难得的温暖欢喜。

弹指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经历过缺衣少食的艰辛，奋斗努力到丰衣足食，直到今天物质生活的富足美满，这个嬗变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生活永远朝着美好前行。如今过年，物质丰富，供给应有尽有，精神生活的享受，多彩多姿，然而，过去岁月的年味，却依然深深烙在心中，印痕至深，时常让我思绪万千，心潮涌动！艰难的岁月，痛楚的往事，浓烈的年味，是苦？是涩？是喜？是忧？是苦中的乐？还是乐中的苦？还是一种特殊的味道？只有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才知道，那种特别的年味，永远不会忘记……（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拙笔）

作家简介

李富胜，山东威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威海市作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山东大学特聘教授，被中央文明委、人事部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先进工作者，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其中由长篇小说《天边有个威海卫》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获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20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广播剧《为了孩子》、《那片蓝蓝的海湾》获山东省五个一精品工程奖；创作的歌曲《领航中国》（与曲波合作）入选国庆60周年演奏曲目和惟一领唱歌曲，《你和人民在一起》《甲午祭》（与曲波合作）获泰山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