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有责任担当——著名作家李富胜写作《母亲教我什么了（四）》追忆母亲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一生

著名作家李富胜写作《母亲教我什么了（四）》，以下是文章全文：

自记事起，母亲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一个最忙碌的人，她总是风风火火，家里家外，山里地里忙个不停，她默默地承受着各种压力，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着，用她柔弱的臂膀，扛起了一家人生活的希望，为我们这个八口之家维持着还算稳定的生活。

我们一家有八口人，姥爷去世后，姥姥便跟我们一起生活，下面是我们兄弟五个。我们家还算条件好的，因父亲是挣工资的，村里乡亲都称我家为“薪金户”，然而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生活艰难，仅靠父亲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日子再难，也还是要过的，母亲只能精打细算着过日子。在家里生活安排上，第一位是姥姥，第二位是父亲，然后是我们兄弟几个，母亲总是把自已放在最后。有一次吃饭时，我发现母亲把我们吃地瓜时扒下的地瓜皮仔细收拾下去，偷偷在灶前吃了，我才知道因为粮食不够，母亲做饭时烀的地瓜不多，自己压根就没吃饱。有时改善生活吃顿面条，母亲总是保证姥姥和父亲吃饱，再为我们兄弟每人盛上一碗，最后，母亲的碗里只剩下稀汤寡水，母亲把上顿剩下的冷饭，和面条汤搅和一起，草草填饱肚子。每年春节蒸的饽饽，有白面的和黑麸皮面的，白面的留给我们吃，母亲却从来只吃黑面的。母亲就是这样，心里似乎只有家人，从来没有她自己。

除了操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要种好自留地管好菜园，养好鸡鸭，还养了一头猪。母亲能干，在生产队妇女中，她的工分等级最高，定为6.5分，比其他妇女高出0.5分。在生产队里劳动，母亲从不误工，一年下来能挣一千四五百工分，每年养一头半肥猪，积攒三四百车圈肥，再加上给生产队扒几百斤花生种，育地瓜芽子等，杂七杂八算下来，一年也是三千多工分，这才勉强分到满人口的粮油草料，一家人的日子才算过得去。有时还能稍有剩余，分点现金，我印象中有一年从生产队领回了六十多块钱，过年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都穿上了新鞋袜。这一切，都是母亲在努力操劳着。

我们家的老屋，是我们唯一的家产，是建国初期土改时分的，共有五间正房。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兄弟几个都“出了窝”，各自成家立业。分家时，母亲不偏不倚，五间房，五个儿子每人一间，大哥分家时，折价60斤小麦顶一间屋，二哥结婚时顶了80斤小麦，当时家里存粮不足，母亲到邻居家借了20斤小麦给了二哥。三哥成家时，母亲为其准备了三百元钱，顶一间房的钱，到我结婚时，母亲给儿媳一块东风牌手表，一百五十元钱彩礼，外加两套涤纶衣料，小弟结婚要盖新房，母亲又拿出一间房的钱，帮衬小弟。后来村里规划拆迁，老屋轰然倒下，父母毅然决定，不到任何一个儿子家，租了三间茅草屋，独立生活，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安度晚年。那份“胜利果实”是国家分给父母的，但他毫无保留地给了儿子，自己却一无所有。

五个儿子，五个媳妇。我们兄弟五人结婚成家，缺不了新衣新裤，儿媳妇生孩子坐月子，再困难也要喝上小米粥和红糖水，吃上红皮鸡蛋，九个孙子孙女，生下时，红袍必须要有的穿，生日必须好好过，这些都需要从牙缝里挤。从一家人的生活，到儿子们成家立业，再到生儿育女，无不是母亲精心安排，细心照料。我的儿子一直跟着母亲在乡下生活，到了要上幼儿园的年龄，我们回去接他到城里，他紧紧抱着母亲的腿，哭闹着不肯离开奶奶，母亲流泪，我也流泪了。儿子考上大学，回老家跟奶奶告别，母亲高兴地喝了一杯红酒。回城时，母亲坚持要把我们送到村口，临别，她喃喃地说了一句“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啊”，她将五百元钱塞在儿子手中，不由得滚下泪来，我明白，她的眼泪里有喜悦也有不舍，儿子也紧紧抱着奶奶掉眼泪，许久不肯撒手，祖孙间那份真挚的情感，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