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范国强丨“穿越”到康有为在青岛的岁月，感知传统书法的艺术魅力

特别是2018年举办的“康有为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在专家邀请、选题把握、研讨会组织上都努力做到真正的国际化，尤其是首次使用“同声传译”的方式进行学术演讲、对话、交流，体现了国际化标准，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言：“康有为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青岛作为国际化都市又顺势而上才能做出这样一个大的活动，而且这个成功，我觉得它已经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后来，在“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康有为书学研究院，持续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使康有为在中国文化强国的战略上发挥更大的价值。

国外专家学者参观康有为故居

事实上，在对康有为与碑学的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触及、认识。首先是对文献、文本的研究，如《广艺舟双楫》的稿本、最早刊刻本、后世传本间的版本校勘等。对《广艺舟双楫》所使用文献、特别是所列北朝碑志造像拓本的考察辨伪，有利于厘清其碑学思想提出的依据，澄清一些历史错误。其次是对康有为碑学思想、理论的系统研究，包括清代碑学的发生与演变，清代碑学与考据学的关联及其文化立场的对抗，不同碑学倾向而导致其代表人物学术立场的对立，从何绍基、赵之谦到李瑞清、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等碑学观念的变异与矛盾，近现代碑帖融合的合理性及其历史局限。对上述问题的反思，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新课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康有为与碑学研究的深化和范式转换，为康有为与碑学研究开拓出新的学术境界。

《中国书法报》：请您谈一谈康有为碑学思想与实践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

范国强：康有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纵横捭阖，是睁开眼睛看西方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的先觉。他在经学、史学、哲学、政治等领域的建树颇丰，使他的书学思想具有多元化与超越性的历史视野。因而欲论康有为书学，便不能仅仅从书学立论，必须全面认识把握康有为的思想文化观念与哲学价值追寻。《大同书》标志着康有为从宪政理想到大同思想的转变与确立，表明康有为已超越君主立宪制限阈，而趋向对人类公理的追求。大同思想的提出，使康有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追求人类终极社会理想的先知式人物。同时，也使他的思想观念具有了现代性价值。因而，康有为碑学思想理论，虽以书法立论，却是他整体文化哲学观念乃至人生价值论的集中体现。在文化兴国、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通过康有为书学研究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用书法讲好中国故事、谱写历史故事非常关键。

康有为《题大同书草书四屏》是康有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康有为晚年书法观念发生转变，这既是其艺术实践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20世纪考古新成果的影响。他54岁后，对早年《广艺舟双楫》中的偏激时有反思。在1915年《致罗掞东书》中指出，抑凡有得于碑，无得于帖，皆为偏颇之见。其后《与朱师晦论书》又云：“仆若再续《书镜》，又当赞帖也。观其通会而行其典礼，一切皆然，无偏无过。”行书《论书尺牍》又进一步提出：“自北碑南帖划界无人统一之者，完白、廉卿，碑多而少帖；安吴帖集成而无碑，吾本之篆分而集北碑南帖之意，未敢谓集大成而成而庶几统一之，未知于书学能加拿破仑之冕。”行书《赠翰臣仁兄七言联》属款云：“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以上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广艺舟双楫》不同，而且指出碑派大家书法创作中的偏擅之弊，因而成为康有为艺术观念转变的标志。康有为提出碑帖兼融的艺术主张，对于促进艺术风尚的转变，多元化创作风格的形成，推动现代书坛乃至当代书坛的创新发展意义深远。

康有为青岛遗墨精选

甲子七月留题崂山华严庵“海山·楼阁”联1924年 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