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刚 | 再说“昆仑刻石”

其中所说“笔法”“章法”等书法术语，对于鉴定有文字类文物来说是不能不考量的基本因素。“笔笔起结立得住，贯得足”，就是说每一笔起笔、收笔都到位，气息通贯。陈介祺所说的“气”和“力”，是精通古文字和书法者才能心领神会的。

二

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被尊为甲骨文研究的“四堂”，四人在书法上的造诣也各有专长。罗振玉、董作宾的甲骨文工具书及其集联，对甲骨文书法迅速成为书坛一种“新兴”的书体起到了很大作用。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断代研究例》，将字形与书体都列入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之中。他把殷墟甲骨分为五大类。其书体风格概括为：第一类雄伟，第二类谨饬，第三类颓靡，第四类劲峭，第五类严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北平：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421—423页。]

董彦堂在甲骨文研究中对字体的重视，也为之后的甲骨文学者所接受并发展。李学勤说：“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也从文例、字体、用字习惯、坑位、考古学地层五个方面详加论证。[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3—321页。]林沄认为：“无论是有卜人名的卜辞还是无卜人名的卜辞，科学分类的唯一标准是字体。”[林沄：《无名组卜辞中父丁称谓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31页。]黄天树补充说：“林沄所说的字体，应该包括书体风格、字形结构和用字习惯三个方面。”[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断代研究概况——从混沌之中走出的甲骨文书法》，《书法研究》2024年第1期。]将书法风格摆在了甲骨文分类的第一位。

黄天树在前人对字体研究的基础之上，在2021年出版的43卷本《甲骨文摹本大系》一书中，在董作宾对甲骨文分为五大类的基础上，又将甲骨文的字体分为32类，可以说是将甲骨文的字体分成了更加细致的纲目。黄天树还特别提到了这种更加细致的分类，有利于书法家“保持一幅作品字体风格的一致性，可以避免把不同书体风格的字体杂凑在一起的弊病”，[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断代研究概况——从混沌之中走出的甲骨文书法》，《书法研究》2024年第1期。]这是深谙古文字的学者对书法风格一致性的真知灼见。书法创作，应该注意风格的一致，像早期的金文书法中，吴大澂等人的书法，就有商周战国文字时代、地域不分的问题，随着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像蒋师维崧、徐无闻等学者的书法，才注意到要将一幅作品中尽量不将时代、地域不同的文字混用，以保持一件作品的书法风格一致。而“昆仑刻石”上，杂有秦纪功刻石、诏版及秦简文字不同风格的字体，也是我们对“昆仑刻石”提出疑问的原因之一。

三

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作序，称“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后来也称这四位为“后四堂”。其中的容庚先生自幼从邓尔雅学习书法篆刻，此后走上了古文字研究的道路，是精通古文字和书法的学者。其所著《金文编》，是很多古文字学者都离不开的工具书，也是学习书法篆刻者案头必备的。《商周彝器通考》（后与学生合作为《殷周青铜器通论》）代表了当时对青铜器研究的最高水平。除了古文字领域之外，容庚还著有《丛帖目》《历代名画著录目》《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等著作，涉及碑帖、书画鉴定的各个领域。在石刻碑帖辨伪上，容庚也是成就卓著。1935年，容庚先后发表了《古石刻零拾》《秦始皇刻石考》等，从刻石之原起，刻石之形状及存佚，刻辞之校释，拓本之流传各方面，对秦《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的文献及流传拓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尤其是对诸种翻刻本、伪刻的考证，更是精到。仅《泰山刻石》就收录了安国本、廿九字本、绛帖本及十字本，指出目前所见皆非原石原拓，而是出于翻刻。除了文本的考释之外，容庚提出的理由涉及“力缓筋懈”“石花板滞”一类碑帖鉴定的术语。如以此碑刻鉴定之法看“昆仑刻石”，其书法、石质及刻石环境等因素均应在考察范畴之中，如只凭拓本（照片）的字形分析，恐难辨其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