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刚 | 再说“昆仑刻石”

容庚在《秦始皇刻石考》中，首次指出《安国本》中有错讹的字形：“（安国本）其靡字作：（如图所示）

绛帖本作：（如图所示）

以绛帖本为胜……石花板滞，始皇颂与二世诏清晰相若，使为原拓本，宋庠、江休复二人不当不见，其从《秦篆谱》出而非原石拓本则无可疑。或者其王寿本乎？今所见泰山刻石以此本为最佳。”[容庚：《秦始皇刻石考》，《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7页。]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了《安国本》“平”字与《说文》篆形相合，但与秦汉文字不合。《秦汉时代的字体》一文中，又指出安国本的“临”字不如绛帖本。[裘锡圭：《秦汉时代的字体》，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7）：秦汉刻石一》，北京：荣宝斋，1993年，第36页。]二十多年前，笔者曾经在容庚和裘锡圭研究的基础上，作《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刘绍刚：《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张荣生主编：《第二届全国书法教学论文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修订稿又载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和《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刘绍刚：《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书法丛刊》2005年第1期。]，对传世的秦泰山刻石拓本结合秦诏版、印章、封泥等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安国本》《绛帖本》各有优劣。即使是绛帖本所存《泰山秦篆谱》，也有在拓制时的加工，二本皆非原拓。今择其二本对照的字形，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龚自珍曾题钱泳弟子双钩徐铉摹本云：“前年于王侍郎（绍兰）斋中，获见北宋拓碣石秦刻文，与《史记》绝异。可见文宝只解抄《史记》，非解造秦刻，作伪亦须学问耳。”[（清）龚自珍：《秦泰山刻石残字跋尾》，《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5—296页。]容庚驳曰：“钱跋明言‘墨迹双钩’，何来北宋拓本？使不见此拓本，未有不为龚氏所欺。以钱氏之才力，可以欺翁方纲、王绍兰、龚自珍诸人于一时，然终发其覆于后世。作伪固须学问，然心劳日拙之诮，岂不信然。”[容庚：《秦始皇刻石考》，《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22册，第562页。]可见石刻辨伪，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非一时所能定论。伪刻即使能得逞于一时，也终将会被颠覆。

四

金其桢《秦始皇刻石探疑》一文发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东海上朐界刻石》，过去为研究秦刻石的学者所忽视。该文结合《史记·秦始皇本纪》“立石东海上朐界中”的记载，指出秦始皇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时还曾立石于东海上朐界。金其桢还引用了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的一段论述：“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门，不云立石，疑即摩崖。”发现《史记》在记述秦始皇诸刻石时，确有称“立”和“刻”的不同。据此推论道：

被称为“刻”的并非仅有《碣石门刻石》一块，而还有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的《之罘刻石》，如果马衡先生所说的“刻”者可能是摩崖石刻的话，那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被称为“刻”的《之罘刻石》也应与《碣石门刻石》一样，可能是摩崖石刻。……（《峄山刻石》）虽然在《史记》中被称为“立石”，但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有关记载来看，它并非是一块人工竖立的“立石”，而是一块摩崖石刻。《水经注·泗水》云：“漷水又迳鲁国邹山东南而西南流，《春秋左传》所谓峄山也。……秦始皇观礼于鲁，登于峄山之上，命丞相李斯大篆勒铭山岭……”[金其桢：《秦始皇刻石探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