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刚 | 再说“昆仑刻石”

金其桢对秦代可能有摩崖石刻的推测，有利于“昆仑刻石”这种摩崖类石刻有可能也是秦刻石的说法。可惜目前认为“昆仑刻石”为秦刻的讨论者都没有注意到。窃以为即使秦纪功刻石有摩崖石刻，也都属于始皇帝纪功刻石之类。而“昆仑刻石”，明显不属于此类，却使用纪功刻石这种正规的小篆书写。严可均尝言：“自唐宋以来号为能篆者，如王文秉、郭忠恕、梦英等皆祖阳冰，惟徐铉及元之刘惟一能师秦篆。”[（清）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卷1《会稽刻石》，刘世珩校刻：《聚学轩丛书》第3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第4页。]而今日各种碑刻拓本、简牍帛书藉印刷术之发达，传播日广，能书秦篆者难以计数，观各类书法展即可知一二。以秦篆书写，对当代略通书法者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昆仑刻石”的书者将所见各类秦文字资料汇于一起，却难免有章法杂乱、字势不统一之嫌。有学者以为“昆仑刻石”属于到此一游的性质，属于没有根据的一种推测，况其并没有发现秦汉时期有后世“到此一游”性质的石刻。这也是“昆仑刻石”刻石性质与书体不合的一个矛盾。

五

张荫麟在容庚《古石刻零拾》序中，对学者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划分，他把“治史者”分为“以穷理之态度治史者”和“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他说：“今世学者多能言古物学于史之重要，而实罕以审美态度治史之人。此古物学之所以未得其用也。唯以审美态度治史者为真能欣赏古遗物，爱好古遗物而穷索其历史之因缘，则亦庶几乎以审美态度治史矣。”[张荫麟：《古石刻零拾序》，《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3页。]现在的学术界也还是存在这两种治学的差别，只是感觉“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越来越少了。这可能与当代学者再不能像老一辈学者精于鉴定收藏，也无暇写书法有一定关系。

说到“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不能不提到“容、商”并称的商承祚。容、商二位先生都是古文字研究的大家，也都擅书法和收藏鉴定文物，自然也精于辨伪。商承祚曾有《古代彝器伪字研究》，是继陈介祺之后，少数对不同地区青铜器作伪者都有记录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商承祚说到：“凡是见到一张拓本，如看出可疑的地方须平心静气的来审查，宁愿苛求，不可原谅，否则易为伪者所欺。辨假的难处不是在看坏刻工，是在看好刻工，是在看几可乱真的刻工。‘股肱三折’，才知道这话的不错。”[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商承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页。]我们对“昆仑刻石”的认识，是不是也能有宁愿苛求的态度呢？

看商承祚的文集，其中有对容庚所编《宝蕴楼彝器图录》的评论文章《评宝蕴楼彝器图录》，其中说到：“文字能摹其形而不能得古朴之韵，平淡无神，笔气疏泄者伪也。”也是指出看古文字，不能仅看字形是否正确，而应察其是否有“古朴之韵”，而不是“平淡无神，笔气疏泄”。这篇文章之后，并附《容庚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的商讨文章，再附商承祚读后的意见。容庚记载了二位学者对几件青铜器辨伪的认识不同时的情景：“余两人辩难时，余大声疾呼，面红耳赤，吃吃不能自达。而商君则柔色和声，常有以让余者。”[容庚：《容庚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商承祚文集》，第40页。]容、商二老在学术问题上辩难时丝毫不让，在生活中却能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当今在“昆仑石刻”真伪问题上各持一说的朋友，希望也能有容、商二老的风度。

（文/刘绍刚，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刘少刚，又署绍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研究馆员，《出土文献研究》原主编。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艺术院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喜书法篆刻，秦汉文字方面发表过《秦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第二届全国书法教学论文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修订稿又载《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书法丛刊》，2005年第1期）、《秦“书同文”平议》（《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李学勤先生90诞辰座谈会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大篆新说》（《华学》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