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刚 | 再说“昆仑刻石”

6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仝涛《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一文后，“昆仑刻石”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大家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地质学、环境学及刻字工艺各方面，对这个刻石的文本、文字、历史记载、地理环境、刻石性质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我作为一个粗通文字与书法，又在文物研究部门工作多年的从业者，也写了一篇《“昆仑刻石”献疑》，[原载文化视界网，2025年6月17日。后以《“昆仑石刻”献疑》为题载《光明日报》2025年7月2日，第8版。]此文所说的行气、疏密、笔势等书法术语，当今研究古文字学的朋友很少使用，更遑论其他领域的朋友。书法是艺术，古文字学是科学，许多书法评论的词汇，或带有文学色彩、艺术描述，因其抽象晦涩，很少有纳入科学研究体系者。由此我想起了一些老辈的精研古文字，也兼善书法、鉴定收藏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体系里，书法艺术的评判一直是一项重要的标准。当代的很多古文字学者，也十分重视书法、书体在古文字研究中的作用。

一

先说陈介祺先生。在旧金石学和新古文字学之间，陈介祺是一位重要的过渡人物。陈介祺是大收藏家，他收藏的青铜器除了大名鼎鼎的毛公鼎之外，还有商、周古钟11件，因书斋名为“十钟山房”。又因集藏三代及秦汉印约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簠斋鉴精藏富，其一生所藏数万古器物，几无一伪品。对收藏的重器毛公鼎，陈介祺五易其稿，对铭文作出完整的释文，可以说奠定了他作为古文字家的地位。陈介祺也是一位书法家，精于鉴定的他，从书法角度对文物鉴定有很多精到的论述：

古人作字，其方圆平直之法，必先得于心手，合乎规矩，唯变所适，无非法者。是以或左或右或伸或缩，无不笔笔卓立，各不相乱，字字相错，各不相妨，行行不排比，而莫不自如，全神相应。[（清）陈介祺：《致潘祖荫书》，《秦前文字之语》卷1，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39页。]

《献疑》一文所说的“笔势”，其实就是陈介祺所说的“方圆平直之法”。只有笔势一致，或曲或直，绝不杂乱，亦如簠斋所言“笔笔卓立，各不相乱”。所谓的行气、疏密的要求，也就是陈介祺所言的“字字相错，各不相妨，行行不排比，而莫不自如，全神相应”。或以为古之书手（刻手）水平有高低之分，然而其气绝不至断。

陈介祺在谈到古文字书法时说过：“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画中之气，岂今人所能伪哉。古人道理，大有不可以汉魏奇字与说文只订其偏旁例求之。”[（清）陈介祺：《致潘祖荫书》，《秦前文字之语》卷1，第27页。]陈介祺所说的“气”，是书法家、文物鉴定家经常使用的词汇，这属于千万次的经验所得，难以言表的概念。大概就是“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之谓吧。

对于古器物鉴定中文字书法的重要，陈介祺还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不成字，不成文理，不成笔法，不成章法，何以为古文字。不真好，不真用心，见色泽即疑为字真，见形似而不求甚解。守真器数十百，见真拓数百纸，而复大收伪字，叶氏之覆辙也，岂可蹈之。蹈之则仍是玩物之习重，而好古文字之学轻。……古人之字只是有力，今人只是无力。古人笔笔到，笔笔起结立得住，贯得足，今人如何能及。不知只是未向此中追求，好古必以文字为主也。[（清）陈介祺：《致王懿荣书》，《秦前文字之语》卷2，第69—70页。]

其中所说“笔法”“章法”等书法术语，对于鉴定有文字类文物来说是不能不考量的基本因素。“笔笔起结立得住，贯得足”，就是说每一笔起笔、收笔都到位，气息通贯。陈介祺所说的“气”和“力”，是精通古文字和书法者才能心领神会的。

二

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被尊为甲骨文研究的“四堂”，四人在书法上的造诣也各有专长。罗振玉、董作宾的甲骨文工具书及其集联，对甲骨文书法迅速成为书坛一种“新兴”的书体起到了很大作用。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断代研究例》，将字形与书体都列入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之中。他把殷墟甲骨分为五大类。其书体风格概括为：第一类雄伟，第二类谨饬，第三类颓靡，第四类劲峭，第五类严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北平：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421—423页。]

董彦堂在甲骨文研究中对字体的重视，也为之后的甲骨文学者所接受并发展。李学勤说：“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也从文例、字体、用字习惯、坑位、考古学地层五个方面详加论证。[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3—321页。]林沄认为：“无论是有卜人名的卜辞还是无卜人名的卜辞，科学分类的唯一标准是字体。”[林沄：《无名组卜辞中父丁称谓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31页。]黄天树补充说：“林沄所说的字体，应该包括书体风格、字形结构和用字习惯三个方面。”[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断代研究概况——从混沌之中走出的甲骨文书法》，《书法研究》2024年第1期。]将书法风格摆在了甲骨文分类的第一位。

黄天树在前人对字体研究的基础之上，在2021年出版的43卷本《甲骨文摹本大系》一书中，在董作宾对甲骨文分为五大类的基础上，又将甲骨文的字体分为32类，可以说是将甲骨文的字体分成了更加细致的纲目。黄天树还特别提到了这种更加细致的分类，有利于书法家“保持一幅作品字体风格的一致性，可以避免把不同书体风格的字体杂凑在一起的弊病”，[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断代研究概况——从混沌之中走出的甲骨文书法》，《书法研究》2024年第1期。]这是深谙古文字的学者对书法风格一致性的真知灼见。书法创作，应该注意风格的一致，像早期的金文书法中，吴大澂等人的书法，就有商周战国文字时代、地域不分的问题，随着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像蒋师维崧、徐无闻等学者的书法，才注意到要将一幅作品中尽量不将时代、地域不同的文字混用，以保持一件作品的书法风格一致。而“昆仑刻石”上，杂有秦纪功刻石、诏版及秦简文字不同风格的字体，也是我们对“昆仑刻石”提出疑问的原因之一。

三

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作序，称“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后来也称这四位为“后四堂”。其中的容庚先生自幼从邓尔雅学习书法篆刻，此后走上了古文字研究的道路，是精通古文字和书法的学者。其所著《金文编》，是很多古文字学者都离不开的工具书，也是学习书法篆刻者案头必备的。《商周彝器通考》（后与学生合作为《殷周青铜器通论》）代表了当时对青铜器研究的最高水平。除了古文字领域之外，容庚还著有《丛帖目》《历代名画著录目》《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等著作，涉及碑帖、书画鉴定的各个领域。在石刻碑帖辨伪上，容庚也是成就卓著。1935年，容庚先后发表了《古石刻零拾》《秦始皇刻石考》等，从刻石之原起，刻石之形状及存佚，刻辞之校释，拓本之流传各方面，对秦《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的文献及流传拓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尤其是对诸种翻刻本、伪刻的考证，更是精到。仅《泰山刻石》就收录了安国本、廿九字本、绛帖本及十字本，指出目前所见皆非原石原拓，而是出于翻刻。除了文本的考释之外，容庚提出的理由涉及“力缓筋懈”“石花板滞”一类碑帖鉴定的术语。如以此碑刻鉴定之法看“昆仑刻石”，其书法、石质及刻石环境等因素均应在考察范畴之中，如只凭拓本（照片）的字形分析，恐难辨其真伪。

容庚在《秦始皇刻石考》中，首次指出《安国本》中有错讹的字形：“（安国本）其靡字作：（如图所示）

绛帖本作：（如图所示）

以绛帖本为胜……石花板滞，始皇颂与二世诏清晰相若，使为原拓本，宋庠、江休复二人不当不见，其从《秦篆谱》出而非原石拓本则无可疑。或者其王寿本乎？今所见泰山刻石以此本为最佳。”[容庚：《秦始皇刻石考》，《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7页。]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了《安国本》“平”字与《说文》篆形相合，但与秦汉文字不合。《秦汉时代的字体》一文中，又指出安国本的“临”字不如绛帖本。[裘锡圭：《秦汉时代的字体》，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7）：秦汉刻石一》，北京：荣宝斋，1993年，第36页。]二十多年前，笔者曾经在容庚和裘锡圭研究的基础上，作《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刘绍刚：《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张荣生主编：《第二届全国书法教学论文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修订稿又载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和《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刘绍刚：《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书法丛刊》2005年第1期。]，对传世的秦泰山刻石拓本结合秦诏版、印章、封泥等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安国本》《绛帖本》各有优劣。即使是绛帖本所存《泰山秦篆谱》，也有在拓制时的加工，二本皆非原拓。今择其二本对照的字形，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龚自珍曾题钱泳弟子双钩徐铉摹本云：“前年于王侍郎（绍兰）斋中，获见北宋拓碣石秦刻文，与《史记》绝异。可见文宝只解抄《史记》，非解造秦刻，作伪亦须学问耳。”[（清）龚自珍：《秦泰山刻石残字跋尾》，《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5—296页。]容庚驳曰：“钱跋明言‘墨迹双钩’，何来北宋拓本？使不见此拓本，未有不为龚氏所欺。以钱氏之才力，可以欺翁方纲、王绍兰、龚自珍诸人于一时，然终发其覆于后世。作伪固须学问，然心劳日拙之诮，岂不信然。”[容庚：《秦始皇刻石考》，《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22册，第562页。]可见石刻辨伪，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非一时所能定论。伪刻即使能得逞于一时，也终将会被颠覆。

四

金其桢《秦始皇刻石探疑》一文发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东海上朐界刻石》，过去为研究秦刻石的学者所忽视。该文结合《史记·秦始皇本纪》“立石东海上朐界中”的记载，指出秦始皇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时还曾立石于东海上朐界。金其桢还引用了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的一段论述：“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门，不云立石，疑即摩崖。”发现《史记》在记述秦始皇诸刻石时，确有称“立”和“刻”的不同。据此推论道：

被称为“刻”的并非仅有《碣石门刻石》一块，而还有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的《之罘刻石》，如果马衡先生所说的“刻”者可能是摩崖石刻的话，那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被称为“刻”的《之罘刻石》也应与《碣石门刻石》一样，可能是摩崖石刻。……（《峄山刻石》）虽然在《史记》中被称为“立石”，但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有关记载来看，它并非是一块人工竖立的“立石”，而是一块摩崖石刻。《水经注·泗水》云：“漷水又迳鲁国邹山东南而西南流，《春秋左传》所谓峄山也。……秦始皇观礼于鲁，登于峄山之上，命丞相李斯大篆勒铭山岭……”[金其桢：《秦始皇刻石探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金其桢对秦代可能有摩崖石刻的推测，有利于“昆仑刻石”这种摩崖类石刻有可能也是秦刻石的说法。可惜目前认为“昆仑刻石”为秦刻的讨论者都没有注意到。窃以为即使秦纪功刻石有摩崖石刻，也都属于始皇帝纪功刻石之类。而“昆仑刻石”，明显不属于此类，却使用纪功刻石这种正规的小篆书写。严可均尝言：“自唐宋以来号为能篆者，如王文秉、郭忠恕、梦英等皆祖阳冰，惟徐铉及元之刘惟一能师秦篆。”[（清）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卷1《会稽刻石》，刘世珩校刻：《聚学轩丛书》第3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第4页。]而今日各种碑刻拓本、简牍帛书藉印刷术之发达，传播日广，能书秦篆者难以计数，观各类书法展即可知一二。以秦篆书写，对当代略通书法者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昆仑刻石”的书者将所见各类秦文字资料汇于一起，却难免有章法杂乱、字势不统一之嫌。有学者以为“昆仑刻石”属于到此一游的性质，属于没有根据的一种推测，况其并没有发现秦汉时期有后世“到此一游”性质的石刻。这也是“昆仑刻石”刻石性质与书体不合的一个矛盾。

五

张荫麟在容庚《古石刻零拾》序中，对学者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划分，他把“治史者”分为“以穷理之态度治史者”和“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他说：“今世学者多能言古物学于史之重要，而实罕以审美态度治史之人。此古物学之所以未得其用也。唯以审美态度治史者为真能欣赏古遗物，爱好古遗物而穷索其历史之因缘，则亦庶几乎以审美态度治史矣。”[张荫麟：《古石刻零拾序》，《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3页。]现在的学术界也还是存在这两种治学的差别，只是感觉“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越来越少了。这可能与当代学者再不能像老一辈学者精于鉴定收藏，也无暇写书法有一定关系。

说到“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不能不提到“容、商”并称的商承祚。容、商二位先生都是古文字研究的大家，也都擅书法和收藏鉴定文物，自然也精于辨伪。商承祚曾有《古代彝器伪字研究》，是继陈介祺之后，少数对不同地区青铜器作伪者都有记录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商承祚说到：“凡是见到一张拓本，如看出可疑的地方须平心静气的来审查，宁愿苛求，不可原谅，否则易为伪者所欺。辨假的难处不是在看坏刻工，是在看好刻工，是在看几可乱真的刻工。‘股肱三折’，才知道这话的不错。”[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商承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页。]我们对“昆仑刻石”的认识，是不是也能有宁愿苛求的态度呢？

看商承祚的文集，其中有对容庚所编《宝蕴楼彝器图录》的评论文章《评宝蕴楼彝器图录》，其中说到：“文字能摹其形而不能得古朴之韵，平淡无神，笔气疏泄者伪也。”也是指出看古文字，不能仅看字形是否正确，而应察其是否有“古朴之韵”，而不是“平淡无神，笔气疏泄”。这篇文章之后，并附《容庚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的商讨文章，再附商承祚读后的意见。容庚记载了二位学者对几件青铜器辨伪的认识不同时的情景：“余两人辩难时，余大声疾呼，面红耳赤，吃吃不能自达。而商君则柔色和声，常有以让余者。”[容庚：《容庚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商承祚文集》，第40页。]容、商二老在学术问题上辩难时丝毫不让，在生活中却能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当今在“昆仑石刻”真伪问题上各持一说的朋友，希望也能有容、商二老的风度。

（文/刘绍刚，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刘少刚，又署绍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研究馆员，《出土文献研究》原主编。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艺术院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喜书法篆刻，秦汉文字方面发表过《秦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第二届全国书法教学论文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修订稿又载《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书法丛刊》，2005年第1期）、《秦“书同文”平议》（《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李学勤先生90诞辰座谈会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大篆新说》（《华学》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