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 《兰亭》真伪历史考辨与书圣生命感言

对这些问题笔者的想法如次：说《兰亭序》“媚而无骨”恐非书法中人之见，而是偏见，因为《兰亭序》稍微高清明鉴，即可见其力敌万钧之势。至于有人说东晋人只能写“二爨”类的说法，实属井蛙之见。可以看看考古铁证：安徽亳州出土的东汉墓砖上，刻有大量的楷书行书字迹，表明东汉时代楷行书已经成熟。在其200年后的东晋，王羲之用“行书”写《兰亭序》，笔者认为没有历史误区和任何不妥。

至于避讳问题，中国各朝各代差别较大。陈垣在《史讳举例》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中应该加上“弱于三国两晋”，因为三国时期，战乱频繁，避讳制度发展迟滞。而东晋更为特殊，当时偏安一隅，新皇帝的合法性不强，战争频仍，避讳风气松懈。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渡江之后司马睿虽然成为东晋皇帝晋元帝。但是王氏家族门阀权力很大，东晋立国后，国家朝政大权旁落，国家由王导掌控在门阀制度下。加之在生命朝不虑夕的东晋，文人更是喜欢打破避讳传统，忌讳已不太严格。比如：东晋王羲之儿媳妇谢道韫和丈夫王凝之为长子取名竟然叫王蕴之，大抵说明王羲之时代避讳松弛的现实状态。后人不宜抹平历史的特殊性真实性为好。

当然，对否定《兰亭序》文章和作品存在的“疑古派”颇为不利的是：有不少文献和出土文物，不仅证明了作为文章的《兰亭序》存在的真实性，而且正在不断证明作为书法的《兰亭序》的真实存在。

历史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到《兰亭序》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大抵是指《兰亭》文章。《世说新语·企羡篇第三》说：“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最早全文录入《兰亭序》文章的是《晋书·王羲之传》。初唐房玄龄《晋书·王羲之传》中说，羲之“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然后录入《兰亭》全文。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和《晋书》所记《兰亭序》指的是《兰亭》文章，因为《兰亭序》书法被王羲之授于第五个儿子王徽之，代代相传七代之远且秘不示人，人们当然难见真面目，只好重其文献中的《兰亭序》文章。

唐天宝初的史官刘餗在他的《隋唐嘉话·王右军兰亭》全面叙述《兰亭序》书法真迹流传的事迹：“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唐玄宗时代的何延之《兰亭记》，描述了“萧翼智赚兰亭”，已经为人周知，不再引述。不过元代刘有定《衍极》注、明代宋濂《跋<西台御史萧翼赚兰亭图>后》、清代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都强调为唐太宗获得《兰亭序》的是欧阳询，而不是萧翼。

其后涉及《兰亭序》或者记载《兰亭序》真迹的文献，从《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南唐书》、郑文宝《江南余载》、《南唐旧事》、元郑杓《衍极》。可谓记录有序，不容断然否定。

清康熙年间(1694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十二卷。收录先秦至明代散文、骈文精品二百二十二篇，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兰亭序》全文收入，足见其文化之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