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 | 艺术话语在现实与理论之复杂互动中的建构、演进、绞缠与意义

由上表可见，在学科体系中，第一，艺术体系的总名为“文艺”。其中的艺术学仅是西方以艺术为总名的艺术体系的一部分，文学、建筑、园林、园艺皆不在其中。联系到体制中以“文艺”为总名下的艺术结构可知，体制中的艺术体系，以古今的对接与调适为主，以及关注现实中的艺术现状，特别体现在书法、曲艺、杂技、民间艺术等门类上。学科中的艺术学体系，以中外的教育体系对接为主，特别体现在第3版和第4版学科目录中所凸显的设计艺术、广播电视艺术上。虽然第5版学科目录有进一步调合古今中外的走向，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学科体系和体制体系中艺术结构的差异。由此可知，中国以“文艺”为总名的艺术形成了两种略有差异的体系结构，进而形成两种稍有不同的话语体系。而且两者都与以“艺术”为总名的西方艺术体系有所不同。总体而言，特别是就本来美学—艺术科学—艺术学一体中的艺术学而言，从作为总名的“艺术”上看，是一个变名的演进；从“艺术”这一语词看，是一个由大到小（排除了文学）且各有其小（体制上的艺术学和学科上的艺术学）的演进。

然而，中国以文艺为总体的艺术体系，从根源上讲，来自西方以艺术为总名的艺术体系。而中国与西方一直进行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多样互动，这样一来，一方面，中国的艺术话语，在体制和学科的建构中，在总名上变成了“文艺”，另一方面，西方的美学—艺术哲学—艺术学的原著仍然以“艺术”为总名，以译著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据李心峰统计，从民国时期到2000年，西方、苏俄、日本的艺术哲学—艺术学译著共139本，构成了一个话语群的核心。（参见李心峰，第488—505页）而讲解和论说这些译著的论著已展开为一个巨大的话语领域，对美学—艺术哲学—艺术学的话语整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不仅仅是在话语上，译介与阐释之作对学科体系也有明显的影响。在学科体系上，在西方一体相通的美学—艺术哲学—艺术学从1983年第1版学科目录起就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以二级学科“美学”之名的美学—艺术哲学被放在哲学一级学科中，而文学与艺术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在内）作为另一一级科学，与之区分开来。当艺术学以非文学的其他艺术形成艺术学话语之时，美学仍按西方的美学—艺术哲学一体的方式，以“艺术”为总名，讲述着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体系。这样，进入现代化进程后的中国的艺术体系有着两个总名：译著译文中的美学—艺术哲学，以及学科中的美学，以“艺术”为总名；体制和学科的艺术学以“文艺”为总名。有着三套话语体系：一是以美学—艺术哲学为中心的西方式话语体系，二是体制上以中国文联《中国艺术发展报告》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三是以学科中的艺术学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这三套话语体系既有所不同又相互交织，构成中国文艺（或曰“艺术”）在总名使用、体系展开、术语运用上丰富、复杂、绞缠的盛大景观。应学科体系的艺术学要求而撰写的诸多的“艺术（学）概论”教材正是因受着三方的影响才生出了多种多样的景观。比如，彭吉象《艺术学概论》（1994年）按照西方艺术哲学的包括文学、建筑等在内进行了体系建构；（参见彭吉象）王次炤主编的《艺术学基础知识》（2006年）按照我国1997年第3版学科目录撰写，由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美术、设计七门艺术构成体系；（参见王次炤主编）2015年出版的另一版《艺术学概论》则按照2012年第4版学科目录的四个一级学科，即美术学、设计学、戏剧与影视学、音乐与舞蹈学建构其体系。（参见曹顺庆、柴永柏主编）所有这些有关艺术学教材内容的差异，以及教材与文联体制产生的《中国艺术发展报告》话语的差异，都只能从两个总名、三套话语的共存、交织、互动角度看，方可获得一个较好的理解。

五.如何理解和体悟中国艺术现实中的两个总名、三套话语

如上所呈，西方以“艺术”为总名的美学体系，在进入中国后，在中西互动之百波千涛的激荡、翻滚、对流中，展开为两个总名（文艺与艺术）、三套话语（译著译文与学科上的美学话语、体制中的文联话语和学科中的艺术学话语）的交织演进。毋庸讳言，这一我们置身其中的艺术现象和理论话语相当复杂，既模糊又明晰，似乎难懂又仿佛易晓。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并用一套与之相应的理论语言去表达这一现象，迄今为止，仍算难题。解决这一难题，应联系到这一难题产生背后的思维方式。而这一难题产生的前前后后关联着三套思维方式：一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现象—本质思维模式，二是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形成的虚实关联思维模式。三是西方在科学和哲学升级后形成的当代思维方式。下文一一来看。

首先，西方古代思想认为，现象是多样而变化着的，本质则只有一个且是不变的。所谓理论就是我们用以把握这不变本质的工具。而本质体现为概念，我们必须要对其内涵外延进行清楚界定。这一思想的宇宙观基础，在物质上体现为不可再分的实体性原子，在精神上体现为一个不变的“上帝”或“理式”。任何一种理论都包含直接面对本质且进行了严格定义的基本概念，以及由这基本概念推衍开来的具有严格逻辑性的层级明晰的概念结构体系。

其次是中国的体用不二、虚实关联思维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第一，本质是重要的，正如宇宙整体的形上之道，但又一定是通过现象体现出来的，正如宇宙的形上之道一定要通过运行之道去理解。因此，形上之道的“体”与运行之道的“用”，一定紧密关联在一起呈现为“体用不二”的合一状态。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运行之道去体悟形上之道。因此，中国表达这一形上之道与运行之道的统一的语言概念并非如西方的不变本质那样是固定的，而是因强调运行而呈现为术语表达的灵活性。正如张载所讲：“道则兼体而无累也，以其兼体，故曰，‘一阴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阖一辟’，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异名尔。”（《正蒙·乾称》）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两套不同的话语性质和结构方式。

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达到顶峰，而在20世纪的科学和哲学的升级中走向了与中国思维更为相似的方式。就客观世界方面来讲，原子世界的实体还可深入到粒子世界的虚实合一。在现象上，物在事中，物的性质“动”了起来。在语言上，一方面体现为维特根斯坦型的一个词的含义是在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参见维特根斯坦），即一个固定的词随具体的使用而词义会起来变化；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德里达意义上的，词并没有固定的本质性词义，而是在具体运用中进行着延异（la différance）性的变化。两位大哲学家都要求术语的建构与使用要根据现实之物的运行而采用灵活的方式，正如王夫之讲的，“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自见矣”（《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二九》）。但问题是，理解语汇与事物相关联的具体词义相对容易，难的是如何在基本概念的不变与变易中建构相对容易理解的话语体系。

确实，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之时期，同时也是西方思想开始科学和哲学升级的时期。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学人以中国古代思想为基础，又在中西互动中受到西方古典思维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双重影响。而正是在这种古今中外转变的现实中，三种思维方式交织在一起，在艺术的理论话语上产生了两个总名和三套话语的复杂现象。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复杂现象所由产生的思维方式其背后的理论体系却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处于探索之中。因此，如何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并把这一现实朝向更好的方向演进，仍需我辈学人继续努力——“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莎行》）。

（文/张法）

注释

[1]《隋书·艺术传》曰：“夫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气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也；医巫所以御妖邪，养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节哀乐者也；相术所以辩贵贱，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

[2]以上梳理见《文艺学·艺术学·美学——体系构架与关键语汇》。（参见张法，第109—110页）

参考文献

（来源：哲学动态杂志）

作者简介

张法，毕业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博导，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教30多年。第六届、第七届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2008—）。主要研究美学与思想史，独著有《美学导论》等22部，合著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论》等5部，主编有《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9（艺术学卷）》等6部。马工程教材《中国美学史》首席专家（主编）、《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等4部著作入选国家级外译项目（英语，俄语）。独著《中国美学史》《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有韩文版，文章300多篇，16篇为《新华文摘》转载，12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美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