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金光｜思想史境遇下的清末民初绘画的“金石入画”研究

清初，傅山倡导四宁四勿，应该说这是清代碑学的前奏。反叛思想萌芽启蒙的出现，致使许多书法家具有碑学、汉碑意识，是对异族政权做出抗争的表现，这是民族的一种潜意识。如姜寿田在《南北书派考述》中所言：“傅山的四宁四毋理论，在金农、郑板桥那里得到深化发展。在金农、郑板桥的书学观念中，帖学意识已日趋淡薄，他们从心理底层彻底摆脱了对晋唐一体化的帖学的皈依，与帖学进行了彻底的决裂，而与此同时，秦汉碑刻则取代帖学构成他们书学观念的中心语境，这可以视作碑学结构一个重要开端。”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傅山、金农、郑燮的尚碑思想无不源于明清启蒙主义的个性解放思潮，他们在观念上普遍反对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剥夺，而将人的主体推到独尊地位。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对清代帖学的反叛，是对清初董赵帖学书风的一种抗争，也就是说碑学并不单是一个书法层面的问题，是社会演变造成董赵帖学书风的一种没落，然后又回不到之前的那种帖学的经典。而碑学又是外向的，它干脆就把帖学彻底抛弃了，具有反抗性的这种碑学（运动），来表达一种强烈的个性。在这个时期，加上文字学家与考据学家的参与，而由思想史的问题逐渐变成了一个学术性的问题，从而淡化了思想史的问题。到了碑学中间之后，由于文字狱的实行，政治上的压制，迫使学者走向考据，实际上这些文人也无法从事思想方面的研究，当然，他们中间有一批人也不具备思想史的研究实力。比方段玉裁等做考据学研究的，或桂馥等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很难说他们对清朝具有反叛的意识，中间这个阶段实际上不具备思想史的影响。事实上，碑学作为一种艺术思潮，它本身具有思想史与书法史的双重历史源渊，而金石考据学只是作为一种外部条件推动碑学走向深化。阮元的碑学建构正是顺应金农、郑板桥尚碑思想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阮元虽然没有在思想史意义上延续这一启蒙思想传统，但他却以历史考据的复古立场与明清启蒙思潮的反理学倾向达成一致。阮元没有像戴震、焦循那样形成一个反理学的思想体系，而是从历史考据入手对宋明理学展开批判。阮元继承了戴震“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意”的思想方法，主张最古的义训就是最确的真理，这种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方法虽然没有多大思想史价值，但却使阮元突破了理学的桎梏，并从本源上揭穿理学人为的虚假。

到了乾隆、道光之后，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出现，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到了危机关头。这时，有一批文人包括戴震、龚自珍等从思想政治上来对待学术，从而导致今文经学的崛起。常州学派刘逢禄等这些文人，以及后来的康有为又成为思想史学继任者，表现出强烈的变法思想。严复在《译天演论》的自序中明确表示：“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正如李兴华《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自然观的演进》所言“如果中国人不能改革现状，变法图强，就有可能“弱者先绝”，亡国灭种；若是自强不息，则能制天而胜，争得生存权利。”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又与碑学融合在一起，并带有一种强烈的强国之梦意识推动碑学的发展，推动民族自强的变法。正因为如此，在近代，这种思想无疑是召唤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奋发图强的号角。由于民族的积弱积贫，在政治上的变法意识渗透到书法之中，表现出一个民族对血性的追求，就是要强国强种。所以到了晚清民初时期，所有激进变革意识先进思想的文人全部倾向碑学，无一例外，如康有为、梁启超、毛泽东、马一浮、弘一法师等，包括沙孟海、弘一法师、萧闲等他们的老师都具有变革思想，而那些守旧的人不一定接受碑学。碑学在当时成为民族自救、强国强种的一种象征，己经完成了对帖学的替换。碑学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审美和文化意识上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