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倾情而泄，又约以理法——品味著名艺术家阴军书法独异的“中和之境”

其实，演艺界与书画结缘确乎是其源有自的一种传承。一方面，艺术虽然有类型之别，但本质上又无边界，因此，彼此具有一重姊妹属性，如人尽皆知的戏曲的韵律与书法的节奏大可互拟，今人有凭藉乐舞以助书写的做法，厌者疑为作秀，但细味之，这种行为也非全无道理。另一方面，演艺界面对的是社会大舞台，其中不乏书画名流，往往由与人物结缘而升华为与书画结缘。因此，演艺界中不乏书画名家，戏剧界如梅兰芳、尚小云、俞振飞等，皆于擅场氍毹的同时，也以书画著称；至于曲艺界，侯宝林、马季、姜昆，亦钟情翰墨，虽难称书家，但点划之间自有别趣。阴军兄正是承续了这个传统。他与书法结缘甚早，并且受到过名家的指点。魏启后先生曾教他如何临帖，将之视为演艺生涯的补充与调剂；何应辉先生也具体地指导他如何临习隶书，他至今还保存着数份示范草稿。王仲武、武中奇等先生也时常对他加以点拔。亲炙名家，勤勉以求，使阴军兄的书艺日臻佳境。

《福至》26×20cm

阴军兄虽钟情篆隶，而创作的重心则在隶书。虽未就此与他切磋，但从道理上推断，其中似乎隐含着这样的深意：篆书是书艺的本源，正本清源，方能获取正脉，熔铸深厚底蕴。再者，篆隶最为接近，具母子关系；篆用笔重圆劲，隶则在篆的基础上发生变异，方圆、虚实、轻重、燥润兼施，但若细加推究，从母体中带来的圆劲仍是点划变奏中的主旋律，舍之，则精神不存或堕入怪异。因此，擅隶者莫不将习篆看作入隶的先决条件。阴军兄于《袁安碑》《袁敞碑》涉入颇深，二碑皆出于汉人之手，由此推演汉隶的历史渊源和变异，正是最便捷的门径。从中可以窥见阴军兄的聪慧。古今经典书家皆云，学书之真谛在悟，而所谓的“悟"，端在确立艺术理性，此乃龙颔骊珠，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因此，一些习书者，“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却终无所得，可一旦取向正确，便了无挂碍，步入康衢，其效应非柳暗花明所能比拟。

《禅茶一味 书画千秋》100×55cm

阴军兄对《曹全》《张迁》用功最勤，前者于整饬中呈现圆润雅秀之致，后者于烂漫中显露方峻朴茂之态，风调各有千秋，若媾合二者的艺术元素，便能天然地形成互补之势，从而刚柔相济，文质彬彬。显然，阴军兄正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他的笔墨不徐不疾，张弛有度，任情而不堕入怪怒，约理而不流于拘孪。诚然，对习惯了舞台上大喜大悲的演艺界书家而言，于黑白世界中变幻无端乃至不可方物，也许是最接近本色的挥洒，因此，铺毫时往往倾情而泄，不留馀地，在这种情境下，约之以理，衡之以法，便成了达到中和之境的关键。阴军兄的独异正在于此。除以上二碑，在阴军兄的笔墨中还能隐约见到诸如《乙瑛》《石门颂》的遗规，甚而清人伊秉绶的影像。后者尤可关注，因为隶书虽在汉代达到极盛，却经历了日后魏晋至宋明的寥落，到了清代则依傍金石学而复兴，出现了一批既踵承秦汉又革故鼎新的擅隶的巨子，伊秉绶即其一也。其书平直开张，奇兀纵恣，气象森然，在诸多层面为隶书的现代性探索，提供了筚路蓝缕的启示。因此，伊氏是隶书稽古居今的艺术津梁，当今的隶书胜手中多胎息伊氏者，即缘于这一历史背景。阴军兄的安身立命在曲艺，无意在书法中讨生活，书法对他而言，一是怡情悦性，为倦于舞台生涯时，提供一片花木葱茏的精神憩园；二是以书会友，营造优雅人生，在他眼中，一缕茶烟，一方书案，三五契友，评章书翰，是最惬意的人生乐境，用当下流行的话语表述，即诗意地栖居。正因为如此，他能于超然的状态中感悟艺术的真谛。

《为人行善联》138×34c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