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坑的首次发现
一号坑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巨大的喜悦中走出来,好消息再次不约而至。
1986年8月14日,村民杨永成同样用一把锄头揭开了二号坑的序幕。
记者见到杨永成时,是在一个周日,77岁的杨永成的孩子们都回到了家中,一起度周末。“那时候我们光着膀子干活。”杨永成回忆,当天十一点左右,他和工友拿着锄头挖东西,感觉锄头下的土不再松软,而是有些硬。“一看,原来是个铜耳朵。”
因为见识过1号坑出土的文物,杨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宝贝,他又把土盖在了铜器上方。他找到工友说,“挖到宝贝了,我们不要声张,回去吃饭。”
巨大的诱惑摆在面前,两个人有了动摇,想要悄悄瓜分。“不行哦,那是宝贝,拿了脱不了爪爪(脱不了干系)。”两人觉得不妥,午饭后,他们主动到工作站汇报。
因为主动报告,杨永成和工友都获得了考古队奖励的一百元钱,杨永成说,“那钱,在当时可不少呢。”令杨永成更高兴的是,考古队邀请他做发掘工作,“比在砖厂安逸,钱也多。”
当时,他还想下到坑里继续做工作,但是被考古队拒绝,“我130多斤,太重喽,怕我压坏宝了。”
77岁的杨永成,用的是一个棒棒机(老年机),他没有看过那天的直播,也无法进入现场,有一些遗憾,“听说只有牌牌(工作者)才能进去呢。”
自从三星堆有了考古新发现,三星堆博物馆游客多了不少
回忆中的抢救性发掘
张有余接到考古队打来的电话时,拒绝了对方的邀约。“我不想看,我不好奇。”张有余觉得,1986年那一次,她把什么都看过了。
今年六十多岁的张有余也是土生土长的三星村人,她拿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和青铜面具的合影,一张是她在祭祀坑中清理象牙的样子。
“我那时候才30岁,体重才六十七斤。”记者看见,如今60多岁的张有余仍然很瘦弱。“那会儿,他们问我去不去挖泥巴,我说去。”这一干,她陪着考古队过了很多年。
白天星夜,考古发掘都在进行。张有余回忆,一个简陋的大棚,周围围着篱笆,两盏巨大的灯,就是发掘现场,远不及现在的科技发达。
照片中,她踩在象牙坑中,用一根“竹子签签”擦拭象牙上的泥土,“有些象牙什么的,都碎了,要用502胶粘起来。然后就是铜脑壳、面具、玉刀什么的。”张有余说,那时候,“我也不懂象牙是个什么东西?”
除了抢救性的发掘,她还看见了陈德安和考古队员们眼里的兴奋和激动,“他们很辛苦,换人不换阵,一直在现场。”
“陈老师,这是个啥东西哦,在灯下面明晃晃的。”张有余仍然记得当年她从土堆里取出的一块文物,她回忆,陈德安当时很兴奋地说,“不挖了不挖了,你回去休息吧,你可不要小瞧这一小坨哦,很有用的。”
张有余说,“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考古队说我细心,让我再去帮工,我也做不到了。”不过,张有余却是有些遗憾,当年没能多留下几张照片。
三星堆带来的新意义
记者了解到,目前,新发掘的3号坑到8号坑,面积从3.5平方米至19平方米不等。挖掘现场也处处体现着“科技的力量”。
陈显丹回忆1986年的场景,一片野外的土地,一根电线,几个灯泡,竹子签签,争分夺秒地进行抢救性发掘。
据媒体报道,如今,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可以控制温度、湿度,装满各类设备的“考古仓”里,工作人员身着防护服进行工作,必要的先进设备一应俱全,出土文物可在第一时间进行保护和研究。
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考古人员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说明古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陈显丹表示。
据报道,本次考古发掘打破了过去以地域为单位开展考古研究的局限,罕有地集中了国内顶尖考古研究机构力量,形成了多学科合作开放平台。
专家表示,这次的发现将更加丰富和深化对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的认识,为更加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特别是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文化的历史关系以及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记者了解到,三星堆文物出土时,损坏严重,碎片众多,且在青铜器、玉器等文物上也发现了明显人为破坏和被火灼烧的痕迹。因此,文物出土后,常常要由文物修复师精心修复,才可窥见原有形貌。
三星堆的精彩,还在一步步被发现解读。
(来源: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 孙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