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窿之下 受命于天——论昆仑、天山与天命的文化一致性

“天山从帕米尔高原北端向东一头扎进亚洲腹地中心区域的茫茫沙漠荒原之中，把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地方一分为二，形成一道连接亚欧东西方的大陆桥。天山的地理存在以及它涵养的水源、滋养的植被是亚欧大陆东西方古代交通得以大规模进行的基本保证。

（一）天山山脉的自然与文化特性

天山与中亚其他两个通道型山系昆仑山、阿尔泰山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东西、南北方向全地理范围的水草、气候、交通便利等方面的自然条件保障。

“从帕米尔山结开始向东延伸两千五百多公里的天山接纳和拦截来自北冰洋方向的水汽，其北坡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垂直分布绿色植被带。海拔一千米左右的山前地带是广阔的半干旱草场（春秋与冬季牧场）；海拔一千二百米至三千米左右是密集的天山雪松针叶林带和其中的林地草场（夏季牧场）；海拔三千至三千六百米左右是大面积高山草甸。因而在亚欧大陆腹地出现了一条两千五百公里的丰美水草分布带，保证了亚欧大陆人类文明开始以后各个阶段东西方向大规模人群迁移和大型商队运输的水草供给。山涧河流则把绿洲远远地带向干旱盆地的深处，而天山众多垭口以及低矮的地方也自然成为南北方向的便捷通道。

长龙一般的天山串联起南侧多数孤立的绿洲和北部连绵的绿洲、草场，成为商队、僧人、军队、部族人群迁移之路。“由于天山这条亚欧大商道的存在，荒漠绿洲与天山草原本身也就起了变化。即它不仅改变了早期绿洲农牧业各半的社会经济形态，使之主要转向农业，并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贸易的因素。绿洲因而展现出中转市场的性质，并起到了商队驿站的作用。大型绿洲内的城镇、村落，呈现出商业都市的面貌。来自亚欧各文明区域最好的物流贸易所提供的商业利润推动了各个大型绿洲地理单元的财富积累，使其变成了绿洲商业城镇。

唐代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序言中记述：“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故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服则横巾右袒，首则中髻四垂，族类邑居，室宇重阁。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短制左衽，断发长髭，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帐穹庐，鸟居逐牧。人主之地，风俗机惠，仁义照明，冠带右衽，车服有序，安土重迁，务资有类。四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为尊，方俗殊风。”玄奘所体现的唐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把亚洲分为象主、人主、马主和宝主四国，象主之国为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人主之国为东亚的中国，马主之国为天山北部的游牧地带，而宝主之地则指天山南北两麓和其以西的绿洲区域。玄奘如此解释宝主——“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清楚地表现出西域天山在亚欧大陆区域交通与商贸的主导性作用。

“此外，天山山脉，还有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作用，那就是引导草原游牧人群流入绿洲，并使之转变为绿洲农业居民的作用。从天山北部迁入绿洲地带的游牧人群会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而隔着这座山脉游牧的人群却鲜有改变。天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都是绿洲与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分界。在天山山脉的庇护下，数千年来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天山南北农耕、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交互影响得以持续。

天山作为亚欧大陆中部最大和最重要的商贸物流通道，从东西方文明交流一开始便成为各方势力的争夺目标。这是因为控制了天山，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这条亚欧贸易的最大商道。西域丝绸之路的争夺者主要是亚洲北部草原地带的中国游牧人群与东亚文明核心区域的中国农作文化人群。

“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经营西域主要就是依靠文化影响力和武力，把天山南北的游牧部族势力从天山驱逐出去，把中亚绿洲诸国天然形成的东西贸易道路联通控制起来。实际效果就是通过商贸大通道以最合适的价格获取亚欧大陆其他文明所在区域最精华的高端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也以控制方获利最多的价格把自己的优势产品销售出去，从而不言而喻地直接得到经济、文化、政治利益。同样西域商贸大通道也是游牧人群重要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源地，谁控制了这里谁就会取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都是这种活动的结果。

（二）历史视野中的天山

“天山”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山海经》。《山海经》卷二《西山经》说“浑敦”在“天山”：“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返。”《汉书·武帝纪》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定于天汉二年（前99年）夏五月。

“天山”这一名称，早期可能指东天山。《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六年，“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这里所说的伊吾地界，也就是天山山脉的最东端。

此后，天山的别名不断出现。《括地志》记载：“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曼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隋书·西突厥传》记载：“（处罗可汗）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曼山。”《旧唐书·地理志》伊州伊吾县条目记载：“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析罗曼山。”敦煌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伊州柔远县条目记载：“时罗曼山县北四十里。按《西域传》，即天山。绵亘数千里。

此外，还有“祁连”“天山”连称的现象。《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右贤王于祁连天山。”另外，《汉书·霍去病传》等数篇中的“祁连山”“天山”也指代今天的天山。上述文献同传又把天山中段叫作“（西域）北山”，因其在狭义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以北而得名，它与盆地南边的“（西域）南山”亦即昆仑山相对。而今天的祁连山在当时也叫作“南山”或“汉南山”。隋唐时期，天山依当时西域部族人群的语言称作“时罗曼山”“折罗曼山”等，同时与现代称呼一致的“天山”称呼也逐渐普及，而“祁连山”的名称逐渐远离天山、昆仑山，转而专指今天甘肃的祁连山。

这样，一个清楚的历史现象就此呈现：“天山”早期是天山山脉东部大山的名称，而且以“天”为名的大山脉有两个（今天的天山和今天的祁连山与昆仑山）。这两座巨大山脉又同时是丝绸之路新疆路段最主要的东西方向交通干线地区，也就是说“天山”名称的出现与古代中国与西域之外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的文化交流、人员交往、物流有直接关系。

关于“天山”一名的语源，《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谓天曰撑犁。”唐代突厥语的“天”则音译为“登里”“腾里”，或作“腾吉里”。牛汝辰引徐文堪的观点认为：“这种同源异译的语言现象，清末学者文廷式早已察觉，他在《纯常子枝语》卷二八里作了如下论断：《汉书》匈奴称天曰‘撑犁’，今蒙古称天曰‘腾格里’，‘腾格里’即‘撑犁’之异译，此朔方语二千余年。……突厥语、蒙古语的täŋri或teŋiri，词根teŋ源出动词‘上升’‘飞翔’。本义为‘上升’的这个突厥古语词，转义为‘献牲’‘崇奉’‘尊敬’，因此，‘天’就不仅指上天，而且被赋予了神灵的意思。这个词的沿革反映了古代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天神崇拜观念。

笔者以为，这个“天”已经是具有至上人格的天神。至于“析罗曼山”“折罗曼山”“时罗曼山”“祁连山”“贪汉山”“腾格里山”等音译天山之名，均出于古代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天或天神之词Tangri，此即为天命观中受命于天之人格神天，以及亚洲北部草原地带萨满崇拜中最高神“腾格里”的天。

三、天命与昆仑、天山、撑犁、腾格里的文化一致性

中国古代哲学把天当作神，天能指命于人，决定人类命数。天命说早在商代已流行，少说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从古器物发掘中所见到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中，“受命于天”的刻辞不止一次出现。如大盂鼎铭文：“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这件鼎是西周早期的，推断是康王时期的，明确表达了天命观。

天命观的主要内容为：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者，是至上神；天的命令即“天命”，不可违抗。这样的天命观念，以至高无上、统辖万物的天为精神支柱，以“有命在天”的神学独断论为理论核心。

不仅仅夏商周三代的早期中国农作社会把天作为最高权力之所在，与之临近的北方阿尔泰语系各部族也同样奉天为至上神。即便今天，生活在中国北部草原地带的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满-通古斯语族等部族人群依然如此。

（一）北方部族的天命信仰

中国北方部族人群天崇拜最早见于史籍的，是秦汉之际匈奴人的天崇拜。匈奴自称像天一样广大，匈奴王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匈奴称天为“撑犁”（Tengri），《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姓挛鞮氏，单于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像天单于然也。”“撑犁”今译“腾格里”，即天。韩儒林先生指出：“‘甘教’所崇拜者为天，其字为Tengri，唐译‘腾里’‘登里’等等，实含天及天神二义。”郝苏民先生认为：Tengri所指的天，不是天本身，而是被神化了的天，是信奉萨满的蒙古人至高无上的神。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古扶余人“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高句丽人“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公元6世纪突厥兴起，《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突厥也有敬天拜日的传统，突厥文碑铭中，突厥人把上天和水土作为神圣的保护神而赞颂和敬奉。天命观在突厥统治者的政治生活中也有重要的作用，《阙特勤碑》及《毗伽可汗碑》一再说：“朕同天及天生突厥毗伽可汗”；“承上天之志，历数在躬，朕立为可汗”。提到骨咄禄重建后突厥政权时说道：“固天赋以力，吾父（骨咄禄）可汗之军有如狼，敌人有如羊。”突厥之天即Tengri，《突厥语大词典》tängri词条：tängri，天、上苍，尊者至上的天。

《辽史·礼志一》记载：“祭山仪，设天神、祇位于木叶山。”《金史·礼八》记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金史·礼一》南北郊记载：“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元史·祭祀志》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从清代文献档案《满文老档·太祖朝》《清太宗实录》中可见，从努尔哈赤立朝开始，举凡用事、用人、用兵，一概不离“天灵”“天兆”“天意”“天理”“天助”“天佑”“天命”。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大金国，俗称“后金”，建元即“天命”。乾隆朝更是颁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祭天成为满人的主要祭祀活动。

（二）天命信仰的广谱性

“古代中国的‘天’这一词，既用以称物质的‘天’，又用来称精神上的‘天’，古代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撑犁’或‘腾格里’也一样。”这里所说的精神上的天，即韩儒林先生所说的“天神”。何星亮先生说：“古代突厥人和蒙古人的‘腾格里’也一样，均为一词两义。……精神和物质的天混为一谈是毫不奇怪的，是很自然的。”笔者以为，“昆仑”词义的天与天山的天同样都是天命之山、通天之山的天。

中国文化的天命观形成于夏商时期，距今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如上所述，“昆仑”意为天，应该得名于古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天山”及其别名“析罗曼山”“折罗曼山”“时罗曼山”“祁连山”“贪汉山”“汗腾格里山”等或是意译或是音译，应该出现于先秦时期，也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天之词Tangri，即天命观受命于天之天。

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天命观思想，不但用来解释王朝的兴衰、国家改朝换代以及个人命运，还代表着中国古代先民对自然界和社会人生的集中观照和认识，并通过规范个体思维与行为的方式和谐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天人两者，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又从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外，为全世界其他文化所少有。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

综上所述，现今的昆仑山，秦汉时期存在两个名称——“西域南山”与“祁连山”，汉武帝钦定昆仑。“昆仑”“祁连”“撑犁”“腾格里”等名称无一例外，基本词义都是“天”，用于西域大山脉的命名，无非表达此地山脉之重要以及天崇拜的文化思想。中国北方部族有天（“腾格里”）崇拜，汉代就已经完成“奉天承运”和“天谴弗违”的从自然崇拜到哲学宗教思想体系的构建。无论从文化机理与核心内涵看，还是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人们都趋同于天命观。如此看来，“昆仑山”“天山”“祁连山”便同样蕴含天命观。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腾格里崇拜与天崇拜完全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是一样的天命信仰和天命观。“昆仑”“天山”的名称既表达了西域大山的重要性，也表明中国天命思想在西域上古的存在。正是这样的天命思想，造就了古代中国南北东西各地区普遍的天下认同，这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源。（巫新华韩子勇）

作者简介

巫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韩子勇，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出版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散文随笔等20余种专著或文集，被译成英文、阿拉伯文、维吾尔文等文字。2019年出版诗集《博格达》，收录诗人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部分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