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谈“新文科”建设与卓越法治人才培养

第三，中国法治发展的新矛盾。这里的新矛盾集中表现在国家安全方面。十八大之后国家安全立法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在补齐国家安全的短板。过去在涉国家安全领域里面，法学教育基本不涉及，在立法方面也一直是空白。十八大之后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之为指导，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制定了《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国防安全交通法》《生物安全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其中一些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与传统的法学理论完全不同，很多都是过去法学理论未曾涉猎过的。又如如何防范颜色革命、如何管理太空、深海、极地等问题，法学教育在这些仍然很薄弱。

第四，“一带一路”布局的新应对。中国的利益已经延伸到海外，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应处理好几组关系：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的关系，国防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关系，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关系，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关系。我们现在“一带一路”直接涉及64个国家，但是参与的国家有上百个。怎么把外部利益维护好，就要研究“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法律。现在“走出去”的企业都明白一条原理，要实行“一国一策”，“一国一法”，针对涉及的具体国家拿出相应对策。但目前法学教育在这方面能够提供的智慧还不多，西部地区的一些院校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是东部地区很少投入力量。我们的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维护这些利益安全的研究就要延伸到哪里，否则法学教育就会滞后于国家需要。

第五，世界右转带来的新风险。在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正在抬头，极端主义多点爆发，对我们的法学带来了新挑战。世界是瞬息万变的，但法学是理性的，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必须有共同的规则、共同的价值，而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这些都是反理性的。我们的法学教育要在世界范围内应对反智主义带来的风险。

第六，中美贸易摩擦的新挑战。摩擦的本质是扼制与反扼制的斗争，是控局与变局的斗争。这场斗争将具有长期性、全面性、复杂性、极端性的特点。2019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里也涉及法学教育。中美贸易摩擦中，应对机制、阻断机制、合规性、人才培养四个方面都需要加强，要培养涉外型的通晓国际规则的高水平、高素质的法治人才。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以法律专业出身的成员为主，我方则鲜有法律专业背景的谈判代表，这对中国法学教育而言是件很尴尬的事情。美国运用长臂管辖，我们法学界却拿不出阻断措施。我们的跨国企业每当遇到诉讼时，聘请的律师都是欧美国家的，且不谈支付的大量服务贸易的费用，更重要的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不排除外国律师吃里扒外损害中国的利益。这就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需求，需要法学教育予以应对。

第七，现代信息技术的新期待。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现在又到第三种文明就是信息文明的转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化的科技手段都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这意味着新文科使用的理论工具，不应再局限于传统文科的手段。新文科的最大特点是文理交叉，法学教育也要学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学生们懂得算法，能够从容地应对文明转型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