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长城、丝绸之路三线相融，打造中华民族新的史诗

中国历史、包括整个亚欧大陆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迁徙、交流与融合。这一点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因为在东部，有着欧亚大陆成熟、典型和庞大的农耕集团和游牧集团。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野，由自然地理决定。在中国，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分界线，大致区分了湿润和干旱，区分了农耕生活和游牧生活。在北方，万里长城大致就在这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撞击、交流和融合，使黄河、长城区域成为中国历史的高温区，成为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大熔炉中火力最旺、受热最多的坩埚的锅底。也因为这一点，历朝历代的都城，也基本分布在黄河一线。“天子守国门”，似乎只有押上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分量，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树立决心、应对游牧集团的挑战，从而取得平衡稳定。正是在黄河、长城一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大融合中的那些最先、最快、最结实、最美妙的结晶体。因此，可以说，万里长城自构筑的那天起，就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象征。两千多年来，任何人都没有能从认识上割裂万里长城，因而也就无法割裂中华民族。长城对中国人来说，是意志、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意志和力量。从胸腔中唱出的《义勇军进行曲》，使长城在人们心目中已升华为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意志，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

1939年，冼星海指挥鲁艺师生排练《黄河大合唱》

如果说黄河、长城是搅动中华文明诞生、发育、成长、壮大的两根叶臂，那么，丝绸之路则不失时机地为这架伟大的搅拌器增添了又一根叶臂，使它转动得更加平稳、均匀和细腻。在神话时代，中原就和西域发生联系，中国神话系统中的创世神话，以昆仑为旷神出场的基座、高台；玉出昆岗，玉是神之食，是礼天重器。在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中，出土了大量来自昆仑山的和阗玉所雕琢的玉器；世界诸文明皆有石器时代，但只有中华文明有玉文化，玉文化是中华文明在石器时代特有的一个结晶点。而中国的玉文化，至少在商代，就与昆仑山、与和阗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之前，早有一条沟通中西、密如蛛网的玉石之路。在丝绸之路的帷幕打开之前，玉石之路早已散射出晶润的光芒。而张骞的“凿空”，凿开的是“边塞”，也就是凿开保护性蛋壳最西边的那一层，凿开了隔绝亚欧大陆的东西之塞——葱岭、昆仑，帕米尔被打开了，丝绸之路越过世界屋脊，逶迤西去。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中央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有力补全了中华文明和中华地理最西边的这个重要的单元。

古代丝绸之路使中国连接世界，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与交融。从历史经验看，古丝绸之路正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成功典范。

总之，黄河、长城、丝绸之路，这三条平行又相融的线，是中华文明的三个恢宏象征，是历史温度最高、历史力量最集中、民族与文化融合得最多最快，文明与精神的结晶最早、最大、最瑰丽的区域。

打造中华民族的新史诗

文艺走过的，是历史的道路。在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中，离不开文艺、文艺作品、文艺精神的激励和辉映。历史上，以黄河区域为中线，以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为两翼，形成了中国古典文艺史中，主题、题材、形式、作品质量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最早、最多、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最为辉煌的富集区。黄河就是一部打开的大书，以黄河为隆起的书脊，以万里长城、丝绸之路为延展的两页，书写了中国古典文艺最为华美深刻的不朽篇章。从中国最早、最系统的文字——甲骨文最早出现“中国”二字（“宅兹中国”的何尊），到《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在最肥沃的土壤长出最茁壮的花朵。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总是更多更好地诞生于历史温度最高、精神结晶最美的“第一现场”，总是和历史文化的基因和当下的时代精神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