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张晓玲在微博中的表述同样具有很强的传播效应。她用“资本凌驾于生命之上”“精心编织的幻影”等表述,将个人遭遇升级为对整个行业的质疑,成功引起了公众共鸣。
双方都在争夺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爱康国宾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和医学证据证明自身清白,张晓玲则通过个人经历和专业身份获得公众同情。这种信息博弈的结果,可能比法庭判决更能影响公众对商业体检行业的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张晓玲提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正在对相关医院进行调查,这表明监管部门或已介入。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都将为这场争议提供重要参考。
张晓玲在倡议书中提出的“推动建立透明数据管理、标准化操作及医务人员追责机制”,指向了体检行业监管的核心问题。如果公益诉讼真正启动,可能推动相关立法和监管制度的完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争议已经超越了个案本身,成为检验商业体检行业规范程度和监管有效性的试金石。无论法庭如何判决,都将对整个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案件将于9月11日在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此之前,双方围绕管辖权、证据认定等程序性问题的交锋还将继续。而张晓玲的公益诉讼计划能否如期推进,也将成为观察这一事件后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司法视野下的“漏检”样本
要全面理解此次诉讼的复杂性,不能忽视爱康国宾此前在“漏检”问题上的司法记录。通过梳理过往的公开判决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案例中,法院的裁决呈现出多样化的结果,其核心依据往往取决于事实的清晰度、专业鉴定的结论以及医患双方的举证责任。
在北京的一起纠纷中,当事人迟某某的体检报告出现前后矛盾——2019年的报告提示“肝脏血管瘤”,2020年却未再提示。法院最终并未采纳爱康国宾需专业鉴定的抗辩,而是依据“朴素的生活常识”认定其服务存在瑕疵,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在南京另一起涉及癌症死亡的案件中,法院则完全采纳了专业医疗鉴定机构的意见。鉴定认为,患者所患的“十二指肠低分化腺癌”部位特殊、进展快,常规体检难以发现,最终认定爱康国宾无责。
而在宁夏的一起宫颈癌漏检案中,判决则体现了责任的共担。司法鉴定认定爱康国宾的TCT检测存在过错,但同时法院也认定患者未如实告知“同房出血”的关键病史,亦存在过错。最终,法院“酌情”判决爱康国宾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这三起案件展现的三种不同判决路径,为理解张晓玲案的司法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它们共同呈现了“漏检”纠纷在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性:既有基于常识的简单认定,也有严格依据专业鉴定的科学判断,还有综合考量各方责任的平衡处理。这种司法先例的多样性,使得此次千万索赔案的结果更加难以预测。
(来源:新黄河,记者/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