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集锦】（393）| 范敬宜、李锦对新闻调研“五经”的构想

日前，香港时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两位新闻大师照亮苍穹的夙愿——读李锦《天下再无范敬宜》对调研“五经”未竟的断想》。

这篇文章，聚焦于两位新闻战线巨匠共同擘画的重大课题——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从中华民族传统，对当代学者的文人风骨，进行剖析。

2025年12月31日，在邓小平接见李锦43周年这一天，《香港时报》以一个整版篇幅发表特约记者徐子涵、吉海的文章《两位新闻大师照亮苍穹的夙愿》。

以下为报纸原文——

两位新闻大师照亮苍穹的夙愿——读李锦《天下再无范敬宜》对调研“五经”未竟的断想

写在前面的话：

记者与李锦老师曾在北京国务院国资委安定门办公区一个楼办公。逐渐了解到，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李锦老师，可称得上"国宝"级的人物了，很不寻常。

李锦作为智囊型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写的调查，被45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在中国实属凤毛麟角。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其评价之高，更是史所罕见。

邓小平认为“他有发言权”；

胡耀邦认为他的文章写得“极生动，极有说服力”并号召全国新闻战线开展学习李锦活动；

胡锦涛认为他“会搞调查，会总结经验”。

全国各单位发出学习李锦调查研究的文件达14次，他提出调研36法，其调查研究种种做法，可谓“活化石”，前无古人，后亦难有来者。

今读罢李锦先生《天下再无范敬宜》佳文，两位文坛巨匠的家国情怀与学术坚守令人肃然起敬！

范敬宜先生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界的泰斗式的人物，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是范仲淹二十八世孙，其慧眼识珠的人才观与“光源型”人格魅力，成为后世楷模。李锦先生为新闻标杆人物，数十年扎根基层调查研究一线，40年引领舆论，亦为天下一奇。《天下再无范敬宜》一文揭开两位新闻大师2005年8月17日的对话内幕，坦陈两位新闻大师的家国情怀。

《天下再无范敬宜》文中聚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绝非个人志趣所致，而是构思中华民族新闻文化事业的基础工程，尽显一代新闻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担当。其家国情怀、负责态度、“0-1”创新构思与悲凉心境，实是中国新闻界上的“绝唱”。

中央电视台播发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出现的唯一记者形象。1982年12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取李锦汇报农村改革情况时说，“你有发言权”。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范敬宜教授逝世15周年时，被誉为“中国当代调查研究第一人”的李锦先生发表了纪念文章《天下再无范敬宜》。追忆二人肝胆相照的交际往事，倾诉了心灵深处的共同理想，聚焦于两位新闻战线巨匠共同擘画的重大课题——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

这一看似“无形无质”却关乎国家新闻教育根基的事业。作为一名深耕新闻领域多年的从业者，读罢全文，既被“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的悲怆感慨所动容！更被两位先生的家国情怀、学术担当深深感召，心中感动、感佩、感悟交织，久久难以平复。

一、有感于2005年7月：时代呼唤下的重大命题

1、命题缘起：实践催生的理论诉求

“7、18谈话”是发生在2005年夏天的新闻教育事件中的一个场景。

2005年，时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范敬宜教授将学生李强的农村调查作品《乡村八记》寄呈温家宝总理，随即引发重大反响。

6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突出位置刊登了温总理的回信，并分8个部分选登了这份调查报告，其影响力迅速席卷新闻界与教育界。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的李锦敏锐认识这一事件的深层意义，致信范敬宜教授，提出应将此事在新闻教育界推广深耕，并进一步叩问新闻教育的办学方向，明确倡议“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

范敬宜教授对此高度重视，当即转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该提议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认可与支持，成为一段学界与业界呼应、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同频的佳话。“7、18谈话”，实际是研究落实这个事情的会议。

2、理论支撑：新闻教育的本质回归于时代需求。

从“7、18谈话”内容看，是围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进行的一次深入探讨。

实践性，是新闻的源头活水。调查研究正是连接新闻与基层的桥梁，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教育，新闻人才培养便会沦为“纸上谈兵”，难以培育出扎根大地的合格从业者。

理论性，是教育传承的思想基础。在新闻的山峰上攀登,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体系性，是教育传承的核心路径。只有构建完整的体系，才能让调查研究从“个人技巧”升华为“学科范式”，实现代际传承与行业赋能。

权威性，是国家新闻教育的重点。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瞭望者”，亟需具备专业调查研究能力的从业者，为决策提供精准参考，这一体系的建立正是回应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为治国理政注入智力支撑。

专业性，是国家新闻教育的目标。他在“世文”中揭开这个秘密：“我素来把搞新闻的人分成两类，表现新闻为主的人，发现新闻为主的人，范敬宜与李锦是“发现新闻”的同道。

“老范希望我到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工作，为他当助手，将调查研究体系建立起来。可是在那一次谈话后，仅仅5年，范敬宜先生就去世了。”李锦先生在“世文”中的感慨令人扼腕。

以上，是范李谈话的主要内容与思想倾向。

2005年7月18日，范敬宜与李锦围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进行长达两小时的探讨。

当李锦先生将“五经”构想娓娓道来时，范敬宜听得津津有味，赞许道：“你是调查研究‘五经’呀。”随即又怅然叹息：“这个事情做不成喽，你不操刀，恐怕这件事再也无人做了。”这份叹息背后，是对知音的深度信任，更是对事业的深切执着。

“老范说这个调查研究体系建立不起来，是此生的一大憾事。”这让人心生杜甫“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的苍凉感，也让这份未竟的事业更显沉重与珍贵。

二、有感于两位新闻大家：调查研究“五经”的雏形构想

“7、18谈话”，是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的教材，他们的思想感情逻辑、理论逻辑、历史文化逻辑与实践逻辑，是值得研究的要素。

1、心灵契合：家国情怀中的学术共鸣

范敬宜与李锦，一位是两家大报总编辑、深耕新闻界与教育界的“大文豪”，一位是扎根调查研究一线、栖身新闻界与理论界的“奇才”。正如李锦先生“世文”所言：“国家难题、农民情况、新闻发现学、调查研究的创新，这是连接我们关系的基石。”长达两个小时的畅谈，无个人得失计较，无家长里短琐碎，唯有对国家事业的赤诚、对学术创新的执着，这种平等无私的交流，正是文人风骨的真实写照。

两位新闻大师在这次谈话中曾谈及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之道。美国记者斯诺曾问毛主席，为何众多留洋归来的人才中，最终是他掌舵领航，毛主席答道，无非是比别人多了“总结”二字，而总结的根基正是调查研究。

2、实践逻辑：农村改革大潮中双峰并立的共同高度

为什么是范敬宜与李锦？同样在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破冰之初，新闻界两件扛鼎之作双峰并峙，成为时代鲜明印记。

一件是5月13日范敬宜在《辽宁日报》头版刊发的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以回应改革“倒春寒”的提醒，5月16日便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并加长篇编者按表扬，为改革定音。

另一件是12月17日《人民日报》破例在头版头条刊发的李锦新闻照片《棉花姑娘的喜悦》，以章丘姑娘承包土地兑现收入的鲜活影像，定格了联产承包制的实践成果。被中国共产党党史馆列为农村改革联产承包的标志性作品，与邓小平、万里合影同列陈展，其历史分量不言而喻。

任何一个时代，总是以那个时代的杰出新闻为标注。1979年，是改革开放开始后的第一年。范敬宜与李锦新闻作品，皆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破例刊发的力作，共同见证了农村改革的破冰之旅。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闻代表作。李锦那时虽然只有27岁，但是第一次农村改革，李锦以人民日报发表99篇的佳绩，居中国记者第一位，是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天下第一条好汉”。

20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农村改革版面刊登的李锦在山东基层发现的新闻《棉花姑娘的喜悦》，与邓小平、万里的照片并排展出。

范敬宜《用新闻事实写的农村改革“史记”》中写到“正是20年前这场大变革,造就一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肯于思考与探索的新闻记者,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新闻风格与做派。这也是新闻界自身的财富,应当珍惜,并予总结。李锦是这批有作为的记者中较为年轻的一位”。文章道出友谊的基础与共同的思想出发点。

3、理论逻辑：古今相承的体系构建传统

文化传承的创新性转化：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归来后编纂“五经”，构建起儒家教育的核心体系，为后世教化奠定根基。李锦提出的调查研究“五经”，正是借鉴这种“体系化育人”的智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调查精神（如《黄帝内经》的实践观察、孔子“每事问”的求知态度、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实证精神、徐霞客游记的探索精神）转化为现代教育资源，实现古今智慧的对话。

学科建设的完整性原则：调查研究“五经”（《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史（并中华民族调查研究史）》《调查研究学概论》《新闻调查研究方法论》《调查研究发现学》《调查报告写作学》），涵盖历史溯源、理论基础、方法技巧、实践应用等多个维度，符合学科建设“史论结合、知行统一”的基本规律，搭建起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学术框架。

教育实践的可行性路径：“先立框架再填内容”的构想，既避免了体系构建的盲目性，又为后续完善留下空间，体现了“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科学思维，契合我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节奏，具备极强的落地价值。

4、历史文化逻辑：时代进步中的历史回光

纵观古今中外，杰出人物的时空交汇往往暗藏精神共振。

公元前518年，孔子赴洛阳问礼于老子，两位思想巨擘的对话奠定了中华文脉的根基，孔子归后叹“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公元744年，李白与杜甫于洛阳邂逅，诗坛双星的交集迸发千古才情。闻一多先生曾盛赞此类相遇“是日月相会，堪比太阳和月亮的碰撞”。

范敬宜与李锦的新闻实践巧合，连同他们对调查研究“五经”构想的深度共鸣，正是这种历史精神契合的当代新闻教育界的延续。

从孔子编纂“五经”的教化初心，到范李二人构思新闻调查研究“五经”的构思，跨越千年的精神传承脉络可见，当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在新闻界留下了的历史印痕。

从2020年来，山东、江苏各地建成五个李锦调查研究展览馆。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张坊镇展览馆内反映李锦睡在农家炕上搞调查的雕塑。

三、有感于范李“文不在兹”情怀的思想价值

《天下再无范敬宜》公开15年前这两位新闻大师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的事情真相，披露两位新闻大师的内心精神世界，留下强大而丰厚的历史价值。

1、选题的时代价值：为国家现代化治理培养后备力量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既是两位先生夙愿，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需要大量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建言献策的人才，而调查研究能力正是这类人才的核心素养。构建调查研究教育体系，本质上是为国家治理培养后备力量，关乎千秋伟业。

2、科研创新价值：“0-1”新闻工程的战略意义

李锦先生将调查研究理论体系建设定位为“0-1”工程，精准道出其战略意义——我国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教材。原始创新是从“0到1”实现从无到有的全新突破。正是原始创新基础性、原创性的特质,决定了它在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一体系的建立将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新闻教育提供全新的理论支撑。

3、精神价值：”文不在兹”的文化使命和业务自信

范李两位新闻大师宏大的精神世界，以“不避嫌疑、只为家国”的自荐，使人想起孔子在匡地碰到危险时的话：“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意为：“文明传承的使命难道不在我这里吗？”“若上天不想让文明断绝，匡人也无法伤害我”。表达了对天命与文化传承的坚定信念。如文天祥《正气歌》：“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暗合此意。梁启超等近代学者以“斯文在兹”激励国人在危局中守护文化血脉。

范李对话，可见文化传承责任的自觉，新闻大家的文化担当，对价值观或传统失落的忧思。按照范敬宜、李锦对于留下新闻调查研究五经的夙愿，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深入理解：

“与天相知”的宇宙情怀。表明他将个人使命与“天意”联系起来。从孔子到毛泽东一直以来的重视，达到了与“天道”相合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使命感，为他们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对“文”本身的无上信仰。孔子所说的“文不在兹”，是礼乐制度、典章文献、伦理道德的总和，而范李的调查研究体系是新闻文明的最高成就。范李的精神世界建立在对这种文明价值的绝对信仰之上。“舍我其谁”的责任心。这种宏大的精神世界，外化出来，便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无比深沉的责任心。他们不是把文化当作学问来研究，而是当作生命来守护和传承。“文不在兹”的“在”字，是一个重量千钧的动词，它意味着责任、承担和重托。

对天下苍生的担当。孔子守护“斯文”的责任心，源于一种深切的悲悯：如果文明断绝，后人将永远沉沦于黑暗。因此，他将个人的生死与文明的存亡绑定在一起，从而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勇气和心理优势。而范敬宜、李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查研究理论体系对话，表明他们是文明守护者，一种将个人生命融入中国新闻事业长河的形象。

四：夙愿不灭薪火相传

李锦对新闻调查研究的时代趋势的发现力、舆论的引领力、国家难题的破解力、调研方法的创新力、调研成果的影响力、调研深入的持久力，都是凡人难以达臻之境。然而，他叹道“现在，老范走了，疚愧也不时袭上心来。”

李锦先生的愧疚，源于关键时刻的“不够勇敢”，更源于对知音的辜负。如今74岁的他，发出了“再过几年，天下没了李锦，谁还有著述调查研究五经的想法？”李锦醉心于调查研究，向以”预见预测预判“而闻达于国资国企界，坊间以”国企改革舆论旗手“称之。然而他不以此为骄，却以未能拿出调研研究理论体系而自责。他已经出版34本著作，却对调查研究五经为最高理想，因为想得太深太重，而迟迟未能动笔。

2009年3月，李锦给国务院总理的9400字上书，建议立即刹住天量贷款风。五位政治局委员批示，中央开展“前五个月回头看”。这个建议被称为“扭转乾坤”之作。这是李锦给温家宝建议的手稿。

李锦先生在”7、18谈话”15年后，一直没有放弃调查研究的努力，在为后人创造素材。“二十大开了，两个月拿出37万字的文章；春节8天写出《新质生产力与新国企》14万字，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弄得住院；李锦在沂蒙深山蛰伏的十年里，一年写政策建议与经济评论200多篇。这份以笔墨为犁、以岁月为田的深耕，正是完成调查研究“五经”的核心底气。

范敬宜与李锦的中华民族调查研究”五经”的对话，是一种”文不在兹“的悲伤情怀，是一种对中华民族新闻文明价值的绝对信仰，一种终生不渝的责任感与献身精神。

天下虽再无范敬宜，但范敬宜们的精神永存；

天下尚有李锦，更有无数传承其初心的后继者。

愿这份跨越十五载的对话，能够唤起当代新闻学子的觉醒。不负两位新闻大师的深情呼唤，不负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我辈目睹范李友谊，感知共谋新闻调查五经过程，其“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的悲怆，感天动地。他们一息尚存，仍思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动心弦。

愿中华民族新闻调查研究”五经”早日与世，让两位先生的理想之光，照亮新闻事业与教育事业的千秋之路。

（记者/徐子涵、吉海 来源：香港时报）

附：天下再无范敬宜（原文）

11月13日，是范敬宜逝世15周年的忌日，想起我们2005年7月19日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因为《农村八记》发表，讨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的事情。开始是温家宝写信给范敬宜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写信给范敬宜。范敬宜把我关于建立调查研究体系建议的信转给刘云山。这一天，我们讨论一上午。

那时候老范身体很好，神清气爽，谈兴也浓，老范希望我到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工作。在那一次谈话后，仅仅5年范敬宜就去世了。

我今年也到范敬宜那个年龄了。如果人生还剩下5年，老范与我商量的调查研究理论体系的事情，看来是很难实现了。我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悲哀。

1、范敬宜与清华学生的《乡村八记》

2005年7月19日，是个星期天，大雨滂沱。在北京万寿路一个茶馆喝茶，那时我还担任山东分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当时，老范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他把学生李强写的农村调查直接寄给温家宝总理。6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突出位置，刊登了温家宝总理的这封回信，并分8个部分选登了李强的农村调查报告，这件事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反响很大。使得他的思想与见解，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新闻教育界的天空。

我写了一封信给老范，认为这件事值得好好抓一下，在新闻教育界推一推，并就新闻教育的办学方向与课程提出我的看法。老范很重视，把我给他的信转给刘云山了。

温总理的信是这样写的：

敬宜同志，三月卅日的信及所附李强《乡村八记》早已收到，迟复为歉。《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你的几封信都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鼓励，深为感谢。专此奉复。敬颂教安。

这篇调查报告，出自一个心灵纯洁的学生之手，反映的农村情况是朴素、客观而真实的。但它肯定不会有官方机构做的调查系统、周密。是什么东西可能打动温总理呢？是这篇调查报告透露出来的这位同学的社会责任心和对农民的同情心。

于是，我在7月6日写信给老范，强调的是在新闻教育中建立社会主义调查研究体系问题。当然，我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处了。

我与《人民日报》、新华社认识的人很多，而当在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仍然讨论国家难题的，只有一个老范。我们都是农村改革新闻宣传的过来人，有一种心灵的默契。谈论的话题中心完全是国家的事情，决没有个人、家庭与单位的锁事。这是一个大文人与小文人的纯粹对话。国家难题、农民情绪、新闻发现学、调查研究的创新，这是连接我们关系的基石。差不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谈，这是我和所有的官员所没有过的一种默契与“深交”。我们的友谊，是一种和谐的平等，是无私的交流。

那天见面，就是老范、胡颖兄与我三人。老范是骑自行车来的，雨下得很猛。一个74岁的老人，骑着自行车，披着雨衣。我看了心里发热。

在茶社，我先点了个500元一壶的明前茶，老范说:“李锦，你个老土，北京的高价茶多是包装好，里面是一个样的，就是这个”，他点了壶50元的，胡颖劝说，就听老范的。我还是点了个200元的。

我们还是从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李强那一个调查说起的。老实说，对于当代新闻教育的象牙塔形象，我是不投赞成票的，言必称美欧现象，过于强调传播技巧技术，忽视对中国民情、国情的研究，这违反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本质，容易把路走歪，方向弄错，包括对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我也毫不留情的提出批评意见。清华大学应该培养”国”字号的记者，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包括中央电视台搞深度报道的记者，重点是记者，而不是编辑。这种记者应该有大气魄、大责任，很强的研究能力，是属于智囊型记者，对治国理政能提意见。首先是"知情"，就是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即"三情"。还有“三心”，这便是良心、同情心、责任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办学，既脱离庙堂又脱离江湖。如果说江湖，那是西方新闻学的江湖，与中国的老百姓关系不大。老范去了，一下子把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接了天线，接了地线。他不光说了，而且做了；不光自己做了，而且影响政府首脑也这么做。利用他的威望和社会关系，为国家新闻队伍建设、为新闻人才的培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重点是讲调查研究和新闻教育的事情。老范收到信给我打了电话，说自己脱离了一线，不了解基层，很可怕。说你有时间到北京来看看我。我连声答应，好的，好的。

我与范敬宜的语境是农村改革。我很佩服范敬宜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同时，他对党的新闻事业又十分执着，对新闻人才总是爱护和鼓励有加。他在《满江红·赠人》一词中写道：“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到峰巅仍自朝乾夕惕。当日闻鸡争起舞，今宵抚剑犹望月。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这种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与茹苦如饴的精神境界在他后来执教清华时，成了一种教育理念，就是加强实践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

《莫把开头当过头》是范敬宜1979年5月发表于《辽宁日报》的评论文章，后被《人民日报》转载。该文在改革开放初期引发广泛关注。

2、与范敬宜讨论调查研究“五经”

坐下来谈话，还是中国新闻教育问题。重点是老范听我谈，我滔滔不绝，他不断插话。

我和老范讲，你把中华民族的调查研究传统、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引入新闻教育中，为中国新闻教育界填补了一个空白，功莫大焉。

因为话题是《乡村八记》，我认为中国新闻界最有活力的是1978年至1984年农村改革这一段，可惜后来这一批人或则年老，或则当官，不能深入基层了。尤其是这一阶段的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提升，没有上升到规律层次确认下来。现在当旺的更多的是1982年后参加工作的，他们没有那一段经历，认识总不够深切，也不到位。再后来从国外回来的博士，一下子钻进方法论、技巧论里去了，对唯物论、反映论不够重视。我们不能培养美国式的新闻人，也不能坚持陈陋的东西。急需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与新闻发现学的理论体系，老范深表赞同，忧戚之心，溢于言表。

我和老范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史上，应该有一套调查研究课程。我说可以写5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史，加上中华民族调查研究史，黄帝内经、孔夫子的“每事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的漫游，都是调查研究的典范。再写一本《调查研究学概论》《新闻调查研究方法论》《调查研究发现学》《调查报告写作学》。先弄出5本书来，下面再一本一本地增加，把调查研究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

老范说你是调查研究“五经”呀。我们说起孔子的教育事业的开拓，始于六经。孔夫子53岁被人家赶下台，颠沛流离15年，68岁周游列国归来。老了，就安心教育，编了五六书。以《诗经》为文学课，以《春秋》为历史课，以《礼记》为道德课，以《尚书》为政治课，以《易经》为哲学课，还有体育音乐舞蹈方面编了一本书，叫《乐经》，后来失传了，就剩下“五经”。他与学生的对话，编了一本《论语》，相当一本论文集。最后6年时间，孔子留下中国的儒家学说。

我们又说起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美国记者斯诺问毛主席，为什么从苏联、法国、日本、德国回来那么多人，最后是毛主席坐住了“一把手”交椅。毛主席就回答他，我和他们比无非就是会总结二字，就是调查研究。

我讲得忘情，老范眼睛一直盯着我看，很入神。半天了，他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之说。这件事情，应该完成。“你来写中国调查研究5本书”。

我说，“清华大学人才济济，叫他们写。”

老范说，“他们能写得了？”。

3、老范说，你到清华大学来吧

老范告诉我，你写的信已经转给刘云山了。在我们喝茶期间，他又当面给刘云山部长打了电话，他说“我和李锦在一起喝茶，讲新闻教育的事”。老范把我的意见又讲了一遍。刘云山说，我和李锦熟，他是调查研究的标杆，向他问好。刘云山支持范敬宜与我们构建调查研究教材的想法，非常重视新闻宣传的调查研究问题。

刘云山说的与我熟，是指农村改革初期的事情。1982年胡耀邦总书记批示，要求开展新闻记者学李锦活动。刘云山当时还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农村记者，他发过言、表过态。当然，刘云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在文章中写过他的《夜宿车马店》。这段经历，改革开放初期做新闻工作的人都是了解的。

当时刘云山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老刘年龄上只比我大5岁，而老范大我21岁，他对范敬宜是尊重的。范敬宜放下电话说：“刘云山同意并且支持你的观点。”

独立思考是交流最宝贵的资源。我与老范交流，破解难题，是老范与我永久的话题。我们在一起交谈，最后总是谈对策。正如名人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谈至深处，老范突然眼睛久久地盯着我看说“这个任务应该由你来承担”。然后，他端起茶杯呡一口。停一停说，北京有才气的人很多，将来会更多，但是象你这样执着地坚持调查研究的难找，你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根扎得深，成就非常突出，大家会服气的，理论上又立起来，在新闻界确实不好找。你将来是新闻界“发现学”的举旗人。

老范说，你到清华大学来吧，你担任局级岗位也有十年了吧？当官不干自己喜欢的活，有什么意思？我老了，你来帮助我。

我连声说不行。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初中毕业生，后来的文凭也是混的，读书少，功底浅。再说，我这个普通话说得不好，上不了课。

老范说，要什么文凭？你的学问我还不知道。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出了专著，经济学也出了专著。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光搞新闻的人，有这个底座吗，赶上你的不多。老范分析说，你有几个条件，亲身经历是最重要的宝贵财富。你对调查研究有深入骨髓的理解，是你这个同龄人中少有的；你有一种很深的家国情怀，一心为的是解决国家难题，最难得是这一个。

范敬宜还特别强调，不给你光，你自己发亮，你就是光源。经历是宝贵的财富，孔夫子13年的痛苦经历，对他最后搞好文化教育十分重要。你李锦也历经苦难，几次起伏，能够奋起达到高峰。这种勇往直前，锲而不舍，不顾身家性命，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精神很难得。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再未复现早年《长恨歌》《赋得古原草送别》的巅峰状态。而你一再进入巅峰状态，这是一种宝贵的力量。

老范说，你要来，就当常务副院长，将来这块你来说了算。现在常务副院长还在任职期，位置还没有调开。

这时候胡颖在旁边着急地说：“李锦，就这样定下吧。”

胡颖说，“老范就是当代新闻教育的孔夫子，你就是颜回，可遇不可求，不要犹豫了”。“官场上的一套，发挥不了你的长处，你脸皮不厚，心不狠，也不送礼，你就是当上去也是活受罪”。

这时老范对胡颖说，李锦是调查研究思想家，他不是颜回之才，是孟轲之才。他的创新气场是很强大的，有种浩然之气。

我还在忧虑，因为我在新华社反腐败的漩涡中还没有走出来，我是心事重重地来的。

老范突然说，“李锦，我对你还可以吧？"

这说的什么话？我突然意识到老范是有点怪罪了。

老范说，"这个事情做不成，是我此生最挂念的一件事情了"。

我没有退路了，说"等一等，等我把这一阵子平静过了再说"。

老范眼睛转向门外，显得有些失望。能看出他有点疲惫。老范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恐怕这件事再也无人做了“。

老范望着窗外的雨，说这个体系建立不起来，是此生的一大憾事。使人想起杜甫的诗：“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

4、我最大的遗憾，是一身调研本事失传

交心的人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我们在茶馆里坐两个小时，外面雨噼噼啪啪地响着，而这屋内只有老范、胡颖兄与我，非常安静。

雨停了，老范架着自行车，披着雨衣回家去了。他坚持不再吃饭，说茶喝了，话说了，心也到了。他七十四岁高龄仍心系国家新闻教育的未来，关心未来的新闻人，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望着他在雨中独去的身影，想他“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的情怀，眼角有点发湿。

过了四年，老范走了，心中很是伤感，曾经关心和帮助自己的人一个接一个走了。而党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传统，也没有人有像穆青、范敬宜那样竭尽全力地讲了。后来的新闻领导人总是十分强调做好工具，而极少讲对人民负责任的话了。

其实“乡村八记”是老范办学是重视对国情的研究，培养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的记者，而不是技巧型的操作者。我一直认为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匠气过重了，多出自表现学一脉，发现学一脉太弱。共产党长期执政，更需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建言献策的人才。这是国家教育的大问题。

老范一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的理论体系终未能成就。现在老范离开我们15年了，和老范那次见面也20年。这20年来，中国并没有出现调查研究的“五经”。

我现在和老范见面那一年，是同一年龄了。我这20年一天也没有懈怠。74岁了，还在基层调查研究。我知道，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每天不写一篇文章，我就觉得在虚度。一年写200篇经济评论与策论文章，都是关系国家难题的事情，天天像打仗似的。

可是想起老范74岁身体那么好，谈笑风生，还骑着自行车赶来与我喝茶，没有想到仅仅五年他就走了，我渐渐地有些不自信起来。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活5年，我们师徒当时商定的新闻调查研究“五经”，也一直没有落实。

后来我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江苏省委党校、中化集团等许多地方讲调查研究的课。休息的时候，一些研究生、博士生提出来：“李老师，您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我说，最大的遗憾是我的一身调查研究本事失传？

有学生说：“老师，你收我做关门弟子吧，我能吃苦。我想为国家做事。”

我说：“你们不能。”

学生问：“为什么？”

我说：“本事是练出来的，需要时代巨变高岸深谷的大条件，需要顶天立地的大胸襟，需要烈火金刚的大苦难，需要含辛茹苦的大勤奋。你们太安逸了。”

中央党校、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硕士们到九间棚参观。我领他们九间棚的题匾“望龙阁”，看柱子上写的“顶天立地胸纳乾坤气，高岸深谷笔吐惊雷声”，看进门门匾“蹲点”二字，看雕刻的《母子情深》，讲解《龙顶山书院记》里我的核心价值观“时代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进步引领力”。其实，我的全部秘密都在这里了，读懂的能有几个？

我曾经为我井喷式的写作而自我安慰。我住在山间百姓家，远离尘世干扰，不畏浮云遮眼，只缘心在最高层。我到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名利金钱地位的诱惑了。对于我来说，都没有什么挡着我的前行了。前天，青年时期的朋友史好泉到九间棚来看我，看我70岁仍一年发表39个整版的理论文章，他说你这一辈子值了。我欲言又止，其实，我是不值的。我应该做的，不是这个。

我曾经为我受的冤枉而不能自安，不白之冤，何时洗清。可我知道，苏东坡，如与那些朝中宦官斗争，说不定早就死亡。自己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了。国家事大，个人事小，我只求为国家做事，个人得失早已置之度外。我的事情，只由历史回答了。

我生活并不幸福。因为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弥补不了。如果有哪个大学聘请我去当专职教授，有个创造的、实验的情景平台，我就把调查研究的“五经”写出来，为我们国家填补这一空白，完成老师范敬宜的期待。

这20年，我天天打仗，可是我似乎不该在这个战场。然而，竟越陷越深。

展览一页说明:2020年，李锦68岁这一年，他写的关于国企改革方面的理论文章为全国性报纸整版采用的达39个版。李锦的国企理论文章，以重大主题、最快速度、贴近实际、解决问题为特色，常常在晚间新闻联播后当夜写出，发挥“第一时间”引领舆论的作用。

李锦尚在，可惜天下再无范敬宜

我是性格软弱的人，是个要面子的人，轻易不肯求人，优柔寡断的人，所以人家整我就整了。就像苏东坡那样没有还手之力，人生的发展失去了重要机遇。最重要的机遇为国家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又是国家最需要的。

我这一辈子还在走着，现在出了35本书，还有5本书稿在出版社手里。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五年，还能出10本书。这一辈子留下50本书，放在图书馆里，也是长长的一溜。中国的新闻记者写这么多书的，恐怕无出于我。当然，我提倡我手写我心，我调查研究的经历，就是将来的历史。

我现在写文章、出书之快，也大大出乎自己意料。二十大开了，我两个月拿出37万字的文章。去年1月31日，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重要讲话，出版社在腊月二十九打电话给我，春节8天我拿出14万字，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弄得住院。一年写政策建议与经济评论200多篇文章，三天两篇，一年出150万字。自己像写文章的机器人。主要因为一辈子干一件事，太熟悉了。想起小时看卓别林演的机器人式的干活，自己是不是可笑。

我这辈子最好的日子有两段，一段是25岁至35岁，是“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的时候。一段是65岁至74岁，仍然有“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气概。不为经济所忧，没有官场所惮，不要钱，不当官，没有欲望的羁绊，不在别人的生活里跑龙套，而是做精彩的自己。什么职称，什么课题费用，都不眼红。我知道那些拿着巨额课题费的学者，是不可能拿不出对国家有大用的真理的。

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是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我不在北京与济南住着，是因为需要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孤独。

李锦在沂蒙深山住着，一住就是十年。十年写国是评论与建议文章1500万字。

可是近些年，自己越来越不满足了。我常想，这辈子能留下什么？那厚厚的一堆书，只是多几个粮食囤子罢了。

想起与范敬宜讨论过的调查研究五经，我竟然一直没有动笔。中国共产党需要这一套教材，中华民族需要这一套教材。至今，诺大的中国没有一套调查研究的教材。后来，智库研究专家、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刘西忠为我谋划过，他认为这是教育科研的重大课题创新，属于调查研究“0-1”工程。想在老家的学院做，层次低，觉得也不太现实。因为这一套书，要在学校做教材，要教育部门同意。我也年纪大了，需要几个助手。其实这五本书只要三年便可突击出来。只需要有一个勇于创新、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领导出面，有个实验平台，便能做成这件事情。

因为对范敬宜的缅怀，悲哀再次兜上心来。我有种像孔夫子晚年那种悲哀。孔子到了晚年困境中，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用文字来坚持自己的理想。他的《春秋》不仅仅是一部历史书，更是一份精神遗产。

现在，老范走了，想起这件事，疚愧也不时袭上心来。“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现在，我也到老范当年岁数了。每个时代都需要人去为它而牺牲，而我应该为建立调查研究理论体系而牺牲。

如果2005年7月听老范安排，这20年中国的调查研究课程体系肯定建立起来了。当时，老范已经与刘云山打过电话了。调动自然不成问题。关键时刻我又勇敢不起来了，从而失去人生最重要的机遇。

幸福，应当是把灵魂安放在最适当的位置。而我为什么不幸福，是因为灵魂没有被放在最重要的地方。这个20年写下2000多万字，就像曾经疯狂的房地产，鬼楼一片，有什么用，不如自己最喜欢的好房一间。

这个时候，我更感到愧对老范，甚至抱愧一生。

再过几年，天下没了李锦，谁还有著述调查研究五经的想法？

范敬宜当时还能识得一个李锦，而李锦现在也已74岁，而我眼前已经无期待之人。

此时此际，我想，如果我的生命还有5年，如果再有一个范敬宜，我会放下一切，完成这件事情。

现在，天下尚有李锦，可惜，天下再无范敬宜！

（2025年11月13日，写了一天）

（文/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4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