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封禅怎样走下神坛？

其次，泰山地处华夏东方。在阴阳五行理论体系中，东方属木，主春。《白虎通德论·五行》中有佐证：“木在东方。东方者，阴阳气始动，万物始生。”同时，泰山还是神灵的所在，《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百神之所在。”优越的地理区位使泰山成为居于东方的生发之山、岁首之山、神祇之山。

天时地利占尽了，最后是人和。泰山与人世社会的互生互动集中表现于泰山所承载的“天人合一”功能，“天人合一”被认为是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核心，泰山恰好成为这一哲学思想的实体化形象表达。

鹿锋说，泰山通天，“山”合于“天”，在自然之“天”、精神之“天”的双重意义上，泰山充当了天人之“合”的通道和纽带；泰山接地，“山”合于“人”，泰山周边土地平坦肥沃，林茂草盛水丰，先民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在这里创造了很长时间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山亦有神，泰山即“天”。在万物有灵、山皆为神的时代，泰山不仅是东夷先民的生活依托，更是人世之外的神灵居所。在先民眼中，泰山是“山”，同时更是具有神威的“天”。

“泰山意象”的产生

对于封禅而言，泰山封禅的实质是“天人合一”思想与“君权神授”观念的外化，其思想来源并不独特。但通过封禅，却让“青史山水”的泰山构建了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泰山意象”。

人们赋予自然山水以社会意义；自然山水以其社会意义参与历史的书写；参与历史书写的自然山水为历史书写提供新的方法论——这便是“泰山意象”。“泰山意象”是如何参与历史书写的？效用又怎么评判？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一是情势。泰山封禅不是偶然事件，如前文所述，泰山与天、地、人的独特关系，使其成为历代帝王青睐的封禅之地。自秦始皇后，泰山的自然与人文禀赋因这种历史情势而被进一步激活，泰山封禅因而成为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基本条件。

二是问题。封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王朝的合法性。家族承继和易姓而王是古代帝王获得政治权力的两种方式。很显然，易姓而王的合法性是需要依据的。齐人邹衍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而创立的五德终始说为封禅奠定了理论基础，泰山封禅以此为依据可以证明王朝的德命相合，又通过国家仪典的昭示与宣告，在实际政治操作的层面，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包容帝国形成之后各种社会力量矛盾和张力的效用。这便是通过问题找到作用。

三是道理，也就是显现的意义。在太史公传统的言说方式中，“泰山意象”为表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学观念提供了新的方法。在几千年的风雨积淀中，泰山成为意识形态、统治及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的观念中，泰山甚至可以作为“历史”的代名词。比如人们常说的“责任重于泰山”等，他们所强调的并不是山体的重量，所表明的真正意义是“责任重于历史”。

泰山封禅一步步走下神坛

秦始皇之于泰山责任重大，他通过泰山封禅，确立了泰山祭祀的地位，推进了泰山信仰的构建，深化了泰山形象的内涵。但其实泰山封禅这件事一直伴随着争议。如秦始皇登山途中遇雨，被齐鲁儒生奚落为不懂礼仪而导致老天生气；唐代的封禅屡经激辩；宋真宗为了达成封禅，竟然暗地里给大臣送礼。不过，对于封禅，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到明清，皇帝们干脆“少惹麻烦”，彻底放下了封禅这个烫手的山芋，直接改为祭祀，因为相对于封禅的正式，祭祀可以亲自去，也可以派人去，形式多样，并且不会有歧义，更重要的是省心省时省钱。明代皇帝先后28次祭祀泰山；清康熙、乾隆更是有20多次祭祀或登览泰山的经历。特别是乾隆，还饶有兴致地为泰山写了170多首诗，好诗虽不多，但毕竟在这位皇帝眼中，泰山越来越像座山了。

民国以后的现当代政治领袖中，登过泰山的人屈指可数。为什么政治领袖越来越不热衷登泰山了？一个是时代不同了，领袖的产生机制、评价机制均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领袖不需要用登泰山来证明什么，反而登泰山容易让人产生与封禅祭祀相关的联想。二是不愿，泰山封禅历来多有歧义，大家不愿意因为登泰山而遭人议论。三是不能，即便是有想借泰山婉转表达良好心愿的想法，由于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也会让人觉得时机不成熟。

两千年来，封禅祭祀从多到少、从少到变、从变到无，呈现了这样一种演化路径：从神祇本位走向政治本位，从礼仪本位走向实用本位，从神秘本位走向日常本位。泰山封禅一步步走下神坛。时至今日，泰山更多地已经成为一座风景山、艺术山、旅游山。泰山所承载的政治意蕴已经逐渐成为厚重的人文底色。我们不妨大胆设想：如果人们以后会在泰山举办一个隆重的庆典，这个庆典既承载着国泰民安的历史希冀，更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时代也会赋予这个庆典以全新的意义，这已经完全不是封禅的逻辑，而是泰山的逻辑、民族的逻辑、未来的逻辑。

（来源：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