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艺术家谭平：教育也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谭平在德国留学期间

上世纪80年代新表现主义运动已接近尾声，全欧洲尤其在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的展览比比皆是。我一家挨一家地看，同时也开始了这种绘画风格的实践。我按时参加每星期工作室的讲评课。每每打开工作室的门，扑鼻而来的油彩味儿且不说，满地都是未干的颜料，让人难以下脚。教室里同学的作品在我看来可用一个“简单”的“脏”字来概括。

班里学生画的画都很大，约有两米左右，贺教授面对学生的作品总是很“抽象”地说，你们的色彩“太美”，造型“太紧”，要“真实”，要往“丑”里画。终于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画室中同学的画都是用沉重的灰色画成的，如同柏林的冬天，令人憋闷得透不过气来。这或许就是教授所要求的“真实”吧。至少当时我是这么理解的。

回到宿舍（兼画室），我试着将画往“脏”里、“丑”里画，可最终从画里面突现出来的每一笔触、每一色块却仍是那么“漂亮”。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曾受过的传统教育是多么根深蒂固。当然，事物在时间的作用下总会有些改变，我渐渐地体验到只有忘却自我的存在，“丑”才能出现。

“丑”的概念影响了我对艺术的理解，每当我去欣赏一幅画，一件装置或是一个人，我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关注通常人们认为的“丑”，从中往往能发掘出令人心动的东西。

无题 49cm×32cm 铜版画 1990

柏林的冬天是看不见太阳的，绵绵的细雨，像似把人的笑容都冲洗得荡然无存。我躲在宿舍画一些以死亡为主题的丙烯画，或许现在看来有些可笑，但在那时确实惟有死亡的主题能与我挣扎的灵魂相对话。每次作画后我总是感到很疲劳，情绪也很低落到难以自拔的程度。本想将自己的作品拿给教授看，可一件偶然的事促使我放弃了这个打算，并作出了更换教授的决定。

事情其实很简单。我在版画工作室结识了一个德国同学，同学间初次见面问及相互的教授是谁，是极为正常的事。他对我讲：他的教授也是很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但是个酒鬼，如果不喝酒就画不出好画来。嘿，我心想，这和李白差不多。只是我以为中国人喝酒更多是因为快乐，而德国人则以解脱痛苦为由。当我再次拿起画笔描绘画中的两个灵魂争斗的情景时，我似乎顿悟到什么，决意不能再这样下去，不然我会像凡·高一样疯掉。

新表现主义绘画从某种角度来讲，它追求对人性最真实的表现，较之传统绘画他更直接明了地体现出画与人相融合的一体性；强调在绘画行为中的自然流露，同时继承了表现主义对社会、人性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状态几乎必然地导致了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始终处于压抑、冲动的状态，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随意拿起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个中国的云纹图案，不用过脑子，云纹顺着手“流”了出来，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谭平）

谭平 无题 160cm×200cm 布面丙烯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