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范与个性、传统与当代之间探寻——尚辉评第七届全国青年美展雕塑作品

新时代中国雕塑界发生的显著变化，是因各种国家级、省部级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而对纪念碑雕塑或纪念碑性雕塑的回归，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世纪之交因受欧美当代艺术影响而使雕塑被装置艺术泛化的倾向。这种回归，一方面，是回到雕塑作为造型艺术本体而进行的造型性探索，或者说，通过不同材质对雕塑独特的叙事性进行深研使之成为当代视觉史诗书写的一部分。对雕塑纪念碑性价值的肯定，还表明中国当代雕塑对有意味的造型这种雕塑艺术本体的深入认知；另一方面，则是在回归之中充分融入当代艺术理念，使雕塑通过对现成品的使用，扩大雕塑造型的多种叙事空间，各种媒介的广泛运用也使雕塑进入“物”的寓意与象征范畴，从而实现传统雕塑艺术的当代拓展，形成架上雕塑与当代观念的相互融渗。

管桂发《刚毅坚卓》雕塑

200cm×60cm×65cm 2021年

王世荣《共生》雕塑

50cm×62cm×160cm 2021年

第七届全国青年美展上的雕塑作品正体现了当代中国雕塑界的这种回归现象，而且特别地具有切片分析性。申志聪《英雄屹立喀喇昆仑》、韦炜《韶华——现代中国核物理学家群像》、管桂发《刚毅坚卓》和刘元捷《守望初心——宁波儒商》等，基本采用的就是纪念碑性的雕塑语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造型性凝固。《英雄屹立喀喇昆仑》以坚实厚重的体量、寓方于圆的塑造，刻画了站在水中拦住印军的祁发宝形象。这是位身先士卒的边防团长形象，他赤手空拳，却用自己厚实的身躯挡住侵犯的印军。这是2021年初中印边境冲突让世人印象最深刻，也是最有震撼力的中国当代军人形象。虽然这件雕塑只有1米高，但纪念碑性的雕塑语言却使之产生了一种强悍的力量。这种通过简洁、方整、厚实的造型所形成的审美崇高感，是雕塑不能被其他艺术类型所替代的本质特征。《刚毅坚卓》所叙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香港沦陷之际，旅港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被我党营救而安全撤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的历史事件，但雕塑并未叙述这个撤离过程，而是着眼于那些文化名人在撤离中的形象塑造，通过他们旅途劳顿的形象来揭示他们刚毅坚卓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体形被适度拉长，却绝不病态怪异，而是在被塑造的形体之中体现出一种内在的坚硬与刚毅的品质；他们的面形塑造，大刀阔斧，却概括传神。《韶华——现代中国核物理学家群像》和《守望初心——宁波儒商》等虽具有较强的场景性，但人物单体塑造的讲究和群体组合的整一，均颇见匠心。这些雕塑因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呈现，在表现方法上以再现写实为主，但这并不妨碍艺术家对艺术个性的追求，尤其是能够体现对有意味、有形式感造型的探索。

金钢《同唱一首歌》雕塑

200cm×50cm×130cm2021年

孙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雕塑

100cm×50cm×85cm 2021年

对再现性雕塑本土化特征的追求，无疑是中国现代雕塑的总体趋势。本届青年美展中金刚《同唱一首歌》、徐殿彬《乌兰牧骑——流淌的河》等对蒙古族服装那种近于浮雕的扁平化造型，却又用概括而圆润的外轮廓来处理，显得耐人寻味，仿佛这些形象本身就充满了音乐的旋律。杨可《惠女本色》以细腻的汉白玉石雕对怀抱婴孩、举头望月的惠安少妇的雕刻，显现了简洁洗练的塑造语言，而形象的圆润饱满以及虚化细节的朦胧手法，则更增添了月夜情思的意境。一些着色的具有波普化倾向的雕塑，也呈现出浓郁的时代感与本土性。孙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袁萌昕《新长城》和徐健《环卫夫妻档》等都是着色雕塑，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通过对6位解放战争时期文工团员为行军部队唱歌的情景描绘，使圆雕形成一种场景的再现性。虽然雕塑并不可能也不必要出现那长长的行进队伍，但这6位生动高唱《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文工团员形象，足以给观众建立充分的想象，雕塑家特意将文工团员的形象向左斜向拉伸，仿佛悠扬而雄壮的旋律也让他们形成左右摇摆的动态，再配上一副副纯洁而充满激情的面孔，一下子便将观众带入那个战火纷飞却不乏浪漫的时代。与这种夸张的手法相似，《新长城》截取的是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绿皮火车的一个场景。该作以高浮雕艺术语言将维吾尔族、汉族的男女老少浓缩在一个窗框里，车窗再现了乘客看到八达岭长城欢呼的瞬间。巧妙的是，八达岭长城是通过车窗玻璃的映照而以浮雕性的画面来呈现的，作品定格的是21世纪北京与新疆铁路发展以及雕塑人物使用移动电话所折射的新疆经济快速发展，作品这种年代感还通过服装和道具得到强烈而鲜明的印证。《环卫夫妻档》则以铁皮作为主要塑造材料，铁皮自然硬挺不易折皱，也准确呈现了环卫工人防水反光的服饰面料特征，同时这对环卫夫妻的精神面貌也洋溢在他们风吹日晒却灿烂无比的面庞上。

袁萌昕《新长城》雕塑

75cm×110cm 2021年

闫坤《劳动礼赞》雕塑

130cm×10cm×90cm 2021年

在这些作品里，本土化是通过实实在在的雕、塑、造的语言实现的，甚至凝固在中国现当代历史情境所渗入的那些人物形象的具体的造型之中，而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虚假。如果说纪念碑性和架上雕塑依然在中国当下充满了创造活力，那也便在于雕塑对象、题材的改变以及中国艺术精神的长期融渗为这些移植而来的再现性雕塑注入的新的创造驱动，从而使所谓的雕塑传统被再度激活。中国雕塑的当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更体现在这种因文化跨越和审美综合而形成的一种活态上。周建楷《金秋暖阳》或许借鉴的就是美国当代雕塑家汉斯那样具有仿真性的翻模复制，但这种翻模复制的逼真在呈现一个等大的山村农妇时，也便具备了中国语境的再度创造性。即使是高度写实，王世荣《共生》将裸体男性与白色孔雀的并置，进入了有关人类发展生态问题的追问；而这一追问，在采用旧家具部件和碎瓷片重新拼接的条桌、案几、靠椅的孟胡蝶《不息的循环》作品中，也指向了相同的主题。这两件作品虽体现了传统写实雕塑和当代装置艺术的不同表现方案，但都脱离了物象本体的叙事性，而被作者赋予一种物象转义的当代修辞特征。可见，现成品的装置与造型性雕塑语言并不存在严格的当代与传统的界限，只有艺术创作者如何来理解和使用这两种方案的区别，以及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袁超超《太平乐》雕塑

135cm×70cm×80cm 2021年

韦炜《韶华——现代中国核物理学家群像》雕塑

120cm×70cm×200cm 2021年

邵约瑟《在一起》雕塑

100cm×50cm×100cm 2021年

例如，表现当下抗疫题材的邵约瑟的《在一起》虽是圆雕，但他们穿着白色防护服及救护、消毒等动作又具有某种符号性的意义；孙杰的《生命线》采用了不锈钢来处理救护车及救护人员，并因光滑、反射的不锈钢材料的整体性运用而使得这种抗疫中的“生命线”被赋予一种半抽象的防护意象，作品所表达的意涵也远远超出了救护车本身的物象。这两件作品或许很能揭示具象与隐喻之间的相互转换。应当说，第七届全国青年美展雕塑部分虽入选作品总量不多，但相对其他美术门类，雕塑总体水准较高，不仅是这届青年美展的亮点之一，而且是新时代中国雕塑界发展整体性提升的折射。这些作品所体现的艺术新锐性，并非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原创”或“创新”，而是更深入地在规范与个性、传统与当代之间探寻一种配比与平衡。（尚辉，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导、《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第七届全国青年美展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