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学院院长丘挺谈道,中国文化本身是强调内在的超越性,崇尚精神感悟,但它有一套循序渐进的、环环相扣的,有一种辩证思维的一套认知和归纳方式,这个就是我们常聊到的“六法”。“传移模写”,我们通常会做一个画史的理解,比如传递、流布、摹写这样一些概念。
除了这些,在今天我们要认知一种对物象进行有效归纳的方式和手段,它带着一种很典型的东方思维,所以我们做“传移模写”,一方面是强调对原典的学习,尤其是作为中央美院,从北平艺专以来这100多年,中国画的教学、传承形成了一套系统化训练方式。同时,我们想借此来讨论更大意义的、中国画的意义之所在,通过重构对传统经典的认知、对传统经典的讨论、学习,看它的纯正性在哪里,经典的开放性在哪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性?我想就是围绕这100年,我们将自身这个小传统的文脉纳入一个大传统的概念里,再纳入一个全球化的维度来审视它,这恰恰是我们想做这个展览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
中国画本体性、系统性的东西的讨论、基础性的讨论,我觉得是失缺的,一方面它需要讨论,另一方面它需要从一线的教学里辩证地来研究这些问题。通过这样一个展览,一定会呈现出一种传统,尤其是这100年在不断地挤压中、在争论中,在它的合法性如何重新建构这样的历程中,来形成我们今天叙事里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建构,它需要一些最基础的点,那么这个点,我想我们通过这个展览来讨论中国画笔墨理法结构的内在价值。
今天讨论临摹,我们如果仅仅是放到一个学院课程设置的规制里面,肯定还是不够全面。我想,临摹是一个艺术家终生的志业,临摹除了传递、流布,把传统的一些图像也好,风格也好,笔墨的经纬也好,这些细腻的技巧延续下来,还是艺术家修炼自身的一个很重要的津梁。我记得像王铎,明末这么伟大的书法家,晚年他一日临帖、一日创作,他非常警觉的一点是个人在追求风格的形成,风格化之后如何避免个人化的习气,也就是说通过临摹,通过对这些传统、经典作品的致敬,来重构,来警醒自己对精微的形式语言的体悟,来修正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所以我想,临摹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作为课程,甚至是“六法”的基础阶段,或者说三位一体(临摹、写生、创作)的基础阶段,实际上它是在临摹、写生、创作,在古人造化心源、不断流变中,它是一个动态的风景,所以我想这是临摹非常重要的意义。
水墨画,我们无论如何讨论它的前沿性发展,我们回避不了,也必须去面对传统的系统,那么这个传统系统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研究,如何重新以当代人的视野去激活它,建构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做这个展览也是这样,通过对理法程式语言的讨论,来讨论中国人、中国艺术、中国意象审美的一套推导的方式和它认知的一种特点,所以如果放到一个全球化的语境来看,我们东方的根性是什么?我们有别于西方、它的一些很核心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毫无疑问,我想这个展览也好,“传移模写”概念在当代的重新理解也好,它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况且我想,所谓的当代性,就是说就像阿甘本所说的,你必须跟这个时代、当下流行的东西时时保持一种时代的警觉,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一个历史的点上,紧紧地凝视着他,来形成一个张力,观看的张力、思考的张力、探索的张力,这样建构的当代性,我觉得它是有结构、有内力,它是结实的。所以我想,关于中国东方水墨画它的根性,它的当代性的建构,必须回到一些最基础、最基本问题的研究,如果这些东西我们给它做通做透,它可以产生非常多样化、有鲜活价值的、当代性的东方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