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前丨在光影与历史的交汇处，绘画以戏剧性的力量重塑真实

从本质上讲，当代肖像画是一个充满活力且不断发展的领域，它反映了二十一世纪的复杂性。通过拥抱多样性、探索数字时代的身份认同，并批判性地与过去互动，当代肖像画正在塑造这一艺术形式的未来。从历史绘画的角度来看，当代肖像画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技术进步、社会变迁和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重新定义其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历史绘画作为肖像画的根基，不仅提供了技术和风格的渊源，更通过与当代的对话，赋予肖像画以历史深度和文化意义。这种对话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也是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创新。

肖像画的当代性是一个多元且动态的领域，学者和艺术家们对其多样性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然而，从历史绘画的角度来审视肖像画的当代性思考和创作的人却相对较少。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历史绘画自身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其价值、地位、形式、内容、材料以及科技进步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其内核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使肖像画的发展轨迹偏离了最初的路径，也使其更具时代同步性。为了深入探讨历史绘画与肖像画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当代性价值，盛鑫煜艺术创始人张鸿宾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前就历史画、当代肖像画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对话。

一、关于历史画创作

《工人是“天”》

张鸿宾：在谈到自己关于《工人是“天”》创作过程时，您曾经说道“我在色彩的运用上也做了一定的设计，我把画面设计成灯光下的效果，整个画面呈一种暖棕色调，有种电影制作后期着色的感觉，也有欧洲古典油画所特有的暖色调特征。”我知道你对西方古典油画的研究也是非常深入的，在《工人是“天”》作品中，整个画面氛围感的营造非常突出和成功——画面聚焦的除了主人公李大钊先生形象（形象特征与精神气质）以外，还会被一种内在的情绪所感染……这些观感无一不是作者依靠光影与明暗营造出的一种情感上的感染力；它不仅增强了画面的感召力，也使人物在黑暗中显得更加突出和神圣。

以上这些自然与卡拉瓦乔通过强烈的明暗对比（“Tenebrism”）产生了追溯经典的某种联系，画面也达到了突出人物和场景戏剧性和情感张力的效果。您的创作是否在某些方面借鉴了卡拉瓦乔的Tenebrism（暗影主义）的表现手法？

《工人是“天”》局部

《工人是“天”》局部

李前：在传统的欧洲油画创作中，光影的运用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光影不仅表达光感，更是一种情绪。它能渲染画面的气氛，还能借助于它有力地刻画人物形象，尤其是人物的形象特征和内心世界。在这种点状光影的运用中，卡拉瓦乔是最早的实验者，他运用烛光的光源特点，消解了个体人物的完整性，在这些类似光怪陆离的节奏变幻中，形成画面上的一种旋律、一种韵律，去有力地表现主题，刻画人物。我受启发的，更多的是在卡拉瓦乔之后17世纪荷兰的乌德勒支的艺术流派，比如洪特霍斯特等人通过人工光源所造成的戏剧性光影效果，用这种手法来描绘夜景，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我几次在柏林老大师绘画馆见其原作，印象颇深。这种多角度的点状人工光源所形成的艺术效果，和我画《工人是“天”》在用光特点上有许多吻合之处，所以，我就借鉴其用光的手法。所以我想，一个作者不管是借鉴何种艺术表现形式还是运用自己的发现，其关键是看所选择的这个手段是否与自己所表达的主题相吻合。

《工人是“天”》局部

《工人是“天”》局部

在油画《工人是“天”》中，由于涉及到运用底光去刻画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李大钊先生形象的问题，我也因此犹豫过。因为运用底光，一般是用来刻画反面人物，或者是刻画特定紧张、恐怖状态下的人物形象与心理状态，如果处理不当，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为了表现历史和场景的真实性，我还是毅然决定运用底光的手法，使得画面气氛统一，形象逼真。从作品的完成情况来看，效果还好，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李大钊先生正大的气象还是刻画出来了。这个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是这幅作品能否成立的标志，而运用底光去表现像李大钊先生这样的英雄历史形象，在我国油画创作中，还是第一次尝试。

《工人是“天”》局部

张鸿宾：您曾经谈起过：“在历史画创作中，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对此要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这必然会涉及到一个敏感的问题——怎样处理与平衡历史画的历史性真实与艺术性表达和再现性真实的关系问题，您认为怎样把握和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才是最符合历史事实和艺术真实？

李前作品

李前：在我们的历史画创作中，已经有许多同行在较深入地讨论关于“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这个在创作中的根本性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在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画创作中，早已经不是基本性的问题，因为那时我们的理论家和画家已经解决了这个艺术创作的基本原理，即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与区别。艺术创作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也不是艺术创作中所要表现的全部。艺术创作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而对生活中的人物作典型性和个性化的刻画，则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规律。油画中的历史画创作也是这样的道理，真实的历史只是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一个可靠的背景与依据，但它不能提供艺术形式上的表现力，而我们画家正是运用艺术的创作规律去重新整合梳理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从而去创造符合历史真实性的艺术形象，通过艺术创作这种特有的艺术形式，运用视觉语言的特点和优势，去表现历史的真实性，让人们从中得到某种精神上的共鸣与鼓舞，同时也欣赏到油画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独特美感。“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这对关系一方面有其内在的联系性，另一方面也有其区别性。我们要灵活地运用其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因素，使我们的创作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感，也要使其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

李前作品

张鸿宾：当一件作品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时，很难避免各种各样的解读观点和观看视角。特别是油画这个“舶来品”，人们自然而然会从传统的经典作品中，找寻解读和理解答案的依据。根据观察，您的《工人是“天”》与伦勃朗的《夜巡》在人物塑造、明暗关系处理以及光线对比等方面有某种关联性。例如：两幅作品都通过光线的集中与分散来增强画面的层次感和戏剧性。《夜巡》中，光线集中在主要人物身上，使其他人物处于阴影中，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工人是“天”》则通过光线的集中与分散，突出工人的形象，使画面更加生动。两幅作品都利用光线来传达象征意义。《夜巡》中，光线的处理不仅增强了画面的层次感，还象征着希望和光明；而《工人是“天”》则通过光线的对比，表达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力量。《夜巡》中的人物动态丰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动作和表情，形成一种动态的视觉效果；而《工人是“天”》则更注重人物的静态表现，通过工人形象的塑造，传达出一种坚定和沉稳的氛围。前辈艺术大师的作品，对于您的艺术创作有哪些间接或直接的影响？

李前作品

李前：伦勃朗《夜巡》中的光线运用与人物刻画的确也给了我一定的启发，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我自己这件作品的独特的光源角度和在这种光源角度下的人物组合关系。在这件作品的表现中，我最着意的是李大钊先生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对其他工人形象的刻画，我着重地是反映他们与李大钊先生在内心情感上的一种共鸣、一种情绪上的共振。在艺术表现上，我基本上运用的是“对比”的手段，即在各种“对比”中，在“对比”的差异中，去突出表现李大钊先生这个人物形象，比如运用人物形象之间形态特征、动作、方位、色彩与表情等等因素的不同。正是在这种多方位多条件的相互对比之下，才使得画面中的人物形象产生丰富性，在这个丰富性中，去着力刻画李大钊先生这个相对来说最完整、精神状态最庄重的人物形象。表现这些多方位但内心世界却趋同的众多人物形象，是油画艺术语言特点发挥的最好方式。没有生动而丰富的人物形象，油画的艺术魅力就较难发挥出来，人们观看阅读这幅油画的“快感”就会降低，也就是说作品的艺术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也可以说，塑造人物形象的个性与特点，是油画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油画中的“厚重”感，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体会，“厚重”与“厚度”“体积”有关系，也与画面中的“多层次”有关系，而“多层次”又和空间中的人物与环境的融合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关系，一方面说既是画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又和作者对这幅作品的设计意图相关联。它对应的问题是“单薄”、“平面”、“缺少层次”，当然这是另外一种艺术风格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另外展开讨论了。

李前作品

李前作品

张鸿宾：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有两大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画的发展走向：一是，摄影和数字影像技术的普及，使得历史画的记录功能被大幅削弱；二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对历史画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主义强调个性解放、表现自我和语言自立等的表现方式，这与历史画所强调的再现性和叙事性形成鲜明对比。微观叙事成为新路径。这种艺术观念的转变使得历史画逐渐失去了其在艺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您怎样看待历史画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李前作品

李前：历史画创作在每个国家是否能起到主导作用，关键要看时代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与否，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作者的兴趣是否使然。在欧美艺术史上，由于时代的发展，历史画创作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份，也许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电影、摄影已经部份地代替了历史画的功能，可是这些艺术形式与绘画比较而言，绘画自有其独特的表现力。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画和现实题材创作中，苏联时期的众多油画创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依其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与创造性，延续了欧洲现实主义油画创作这个重大命题，在世界油画史上，这是一个时代性的研究与发展。当然，我们不能说随着苏联这个国家体制的失败和消亡，就意味着它的艺术也随之不能成立了。中外历史，多少个朝代政权更叠变化，但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所留下来的艺术创造，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却散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苏联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许多油画创作，也回答了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如何结合的这个问题。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表现了丰富多变的艺术表现手法，也表现了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观点，“多样的现实主义”、“冷峻的现实主义”、“宽广的现实主义”，等等，就显示了社会和国家与作者之间不同的需求关系与认可范围。目前我国，在历史画创作中，呼唤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一个现实的命题。艺术形式的丰富性与作品的水平质量不是一对矛盾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精彩纷呈。而在历史画创作中，我体会主要还是要做到“合适”，即把自己的艺术追求与题材、主题思想的表现完美地结合起来。

李前作品

张鸿宾：历史画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在当代创作中面临哪些挑战？您是如何处理历史主题与当代观众的连接，使其保持相关性和吸引力？

李前：就目前来看，历史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好，还是作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方式也好，都存在着一种“构思的深化”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讨论与解决，能比较有效地提高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深度。作品能别出心裁、能出新意、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与思考，才能达到艺术创作的目的。当然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不是说一说就能解决的，理论修养、见识、体验、灵感、经验、艺术语言的锤炼，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李前作品

张鸿宾：历史画能够永久介入现实时空，成为镶嵌于国家历史记忆的丰碑。作为历史画的创作者，请您谈谈历史画这种艺术与历史的对话，如何在当代语境中保持和延续重要的审美和文化价值？

李前：历史画中的历史与画是两个部份的完美结合。我去欧洲看众多美术馆中的大型历史画，对其中某些作品的历史内容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作品所自带的艺术光芒，却实实在在地感染着我。作为一个油画家，看这些作品时也许和普通观众立场有所不同，历史画本身，对于我来说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些二十世纪以前的油画作品，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反而呈现出欧洲文化中厚重而丰富的一面。历史永远是被人们反复解说的主题，而历史画的表现，也会因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艺术风格的作品。历史画作为一种绘画题材，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因为它表现了人类曾经与现在的基本情感。

李前作品

二、关于肖像画的当代性

张鸿宾：肖像画在当代艺术中如何从传统形式中脱颖而出？您的个人风格是如何反映这种演变的？您认为当代肖像画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李前：在肖像画中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问题，即表现与刻画人物的个性与内心世界，而这个表现又与对人物形象的动作设计及表现角度密不可分。另外，构图、造型能力、色彩表现、笔触的丰富多变等油画语言中的许多问题也是关键性的因素。“画得好”，是所有问题的核心，“画得好”，就意味着肖像画的构图好、造型好、色彩好、用笔好等等，这些因素很客观、很现实。我欣赏肖像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但我主要是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令我感动的人物形象，并主要通过写生的方式来体现。同时，肖像画的创作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在一幅肖像画中要达到一种从内在到外在的高度实非易事。这对每一个肖像画家来说都是时刻的挑战。一个有成就、有经验的肖像画家，当他面对一个新的对象时，也需要从头开始，仔细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特征的统一，直到作品的绘制结束。这是一个复杂而且艰苦的过程，需要全力投入，不可懈怠。

李前作品

张鸿宾：与传统肖像画相比较，当代肖像画的核心议题呈现出本质上的区别。当代肖像画更关注个体的内在世界、身份认同、社会问题和文化多样性，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体现在社会文化背景和艺术功能上。当代肖像画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您的肖像作品怎样阐释与表现当代肖像画的这些特征？

李前：肖像画一直以来就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与其指向性。关键的一点是，肖像画中的像主是谁？画家为什么要画他（她）？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肖像画中变化最大的是这个问题。它不仅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普通价值观，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主观选择，二者相加，就是所谓“时代风貌”。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的形象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面貌，人的精神气质与内心世界就是这个社会和时代的缩影。肖像画在形式上的多样性也同时体现了社会的丰富性和包容性，这也是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我以为反映当代人的人性与形象特征以及社会心理，其作品就自然具有时代性。时代是不可重复的，但在艺术语言上则是可以继承和发挥的。肖像画的一个难点就是艺术语言的锤炼，在艺术的共性表现中探索个性的表达，在有限的形象刻画中追求无穷的意蕴，等等。人物形象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是反映当代社会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前提，而社会的复杂和现实则是人物形象内心世界和外在特点所依靠的背景。

李前作品

张鸿宾：在摄影和数字媒体盛行的今天，肖像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仍具有怎样的独特价值？您如何通过绘画赋予肖像以超越照片的深度和情感？

李前：摄影技术的提高和数字媒体的盛行，为今后的肖像画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帮助。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有高质量的影像资料可以提供给画家用来创作肖像画。它给画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形象框架，依其具体的造型和色彩为画家提供所选择的信息源，这是它非常给力的一面。但从肖像绘画角度来看，摄影和数字媒体永远不可能代替肖像绘画，因为肖像绘画中的人物造型和色彩变化，是用油画语言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表达的。在画家的创作过程中，由于和人物的交流，会使作品产生新的变化。这和在百分之几秒下产生的摄影定格完全不同，而油画语言又具有摄影不可替代的魅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看：什么是自己选择的标准？是以照片为标准，还是以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为标准，这就涉及到我们在肖像画创作过程中的一个目标与追求。从另一方面看，拙劣的画手，永远不及摄影的水平，而有水平有追求的画家，在肖像画中所体现的油画语言和审美因素，则是摄影望尘莫及的。他们有时运用照片，而不是照抄照片，那种出自于他们笔下的手感、那种独特的艺术感觉和丰富的情感，是肖像画富有的风采，是其它艺术形式不能代替的。

李前作品

张鸿宾：“你看得越久，对象就越抽象，讽刺的是，也越真实。”这句语录概括了弗洛伊德创作肖像画的核心方法：通过极端的观察，超越表面形似，进入抽象与真实的交汇。例如：《自画像，反射》（1993）通过粗糙的笔触和非传统构图，展现了这种“抽象而真实”的肖像效果。您怎样理解弗洛伊德这段话？

李前：世界是具象的，然而对于艺术家来说，则更是抽象的。但这并不是等于说，我们都要去成为抽象画家，而所指的是：在客观的现实世界中，隐藏着关于视觉艺术的审美条件及其规律。这种现象则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然而它却支撑起了画家对客观事物感觉的框架与结构。这就要求画家要越过事物的表象，去探索发现隐匿于其中的抽象线索，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与表现力。任何有力量的具象作品，里面必然有其坚实的内在结构，这种“抽象而真实”的效果，形成绘画作品的基础张力，二者之间的紧密结合，也是画家一生所要研究的课题。弗洛伊德的肖像绘画，除去他作品中画面结构的一部份，这些极富感染力的笔触，近看纵横挥洒，颇具抽象美感，却又实实在在地贴伏于人物的形体结构上，让人们感受到人物真实的生命存在甚至血脉的贲张。由此可看，任何好的绘画作品，都是具象和抽象概念的统一。弗洛伊德是这样，安格尔亦是如此。而对于弗洛伊德《自画像·反射》（1993）来说，其独特的视角也是作品的张力和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投射。他在倾斜的镜面中看到了自己的特殊的位置，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仰视的角度，而对于他本人而言，又是一个俯视的过程。一个画面，呈现和暗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观看心态，让我们对他如何画这幅自画像的出发点，产生多种不同的思考。

李前作品

张鸿宾：我始终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个带有哲学思辨的肖像画家，正是因为如此，他说的话和其作品几乎都透露出一种显而易见的思考深度。他说：“我不想让颜色显眼……饱和的颜色有我希望避免的情感意义。”弗洛伊德在肖像画中避免鲜艳的色彩，倾向于柔和的和接近生活原有的色调，以保持真实感和心理深度。例如，他经常使用灰色、棕色和肉色调，强化了人物的生命感和非理想化的呈现。您认为在肖像画创作中，色彩与色调关系对于表现人物情感意义的影响有多大（多重要）？

李前：你说得很对！我都同意。这让我想起另一位画家大卫·霍克尼，他所运用的色彩则恰恰相反。就我自己而言，我更欣赏弗洛伊德，喜欢他绘画艺术的方方面面，何止于他的色彩！威廉·德库宁曾说过：“油画颜料这种材料，就是为表现人的皮肉而准备的。”人体或者是肖像这种生命的载体，承载着极其宽广的灰色度色域，高明的画家正是运用其特有的功能面向世界展示油画色彩无尽的魅力。弗洛伊德无疑是当代擅于运用灰色的高手，他在灰颜色中所运用的微妙的冷暖对比以及美妙的色相，极具感染力地向人们展现了人体作为一种肖像、或是肖像作为一种人体的赤裸裸的艺术生命力。如果说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他色彩的特点，我宁愿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表现人类动物一般的生命力，以彰显他的意志和力量。而色彩只是他的一个手段、一个选择。对于色彩本身来说，它同时具有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的特征，就其感性来说，善于运用好的色彩的画家都是天才级别的人物，因为他的感受力会特别的好！而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运用好每一种色彩都是画家做了极其主观性的要求，有其偏好、有其选择。色彩是一种情绪、一种情感的表现，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我都喜欢弗洛伊德，激赏他！

李前作品

张鸿宾：随着科技的进步，借用新技术和新材料进行肖像画创作，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当代肖像画在技法上的探索，也带来了新的敏感性。一方面，艺术家开始尝试使用如：数字绘画、3D打印、虚拟现实等新材料、新技术，以突破传统绘画的限制。例如，Peihua Guo在研究中指出，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肖像画的表现形式，还与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思想产生了对话。然而，这种技术的介入也带来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手绘已经难以与算法生成的图像抗衡，这使得传统绘画的价值和意义面临挑战。此外，一些艺术家尝试将非传统材料（如金属、塑料）用于肖像画创作，这种做法虽然创新，但也可能引发材料与伦理、文化背景之间的争议。您任何看待传统肖像画所面临的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

李前：在新的科技条件下，诞生艺术种类的多样性，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用各种艺术手段表现肖像这一主题也是一种可能性，它们很可能成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无论是影像，还是观念、装置、行为艺术，肖像作为一种题材，都有被表现的空间，但这些东西不是肖像画，它们和肖像画的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肖像画首先是绘画，有肖像画，就有肖像的像主，就有肖像画家，不论这幅肖像画的创作动力如何，肖像画都是由画家之手所描绘出的对像主的观察与理解、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体验、对人生价值观的体现。这些内容都与当代艺术所呈现的形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一个好的肖像画家，应当无惧这些与自己的艺术形式无关的挑战，走自己的路。除非他自己决定易弦更张。要知道，能成为一个好的肖像画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中外绘画史上，数得过来的。计算机的绘画作品，我也见过一些，除去由于照片所提供的造型色彩等元素，它们大多雷同而单调，因为它们毕竟不是由于人的心灵感动所产生的事物。专业的作品，还需要由专业的人员去鉴别。

李前作品

张鸿宾：当代肖像画在身份认同方面的探索，也涉及文化敏感性。例如，一些艺术家通过描绘不同族群、性别、性取向的人物形象，探索个体在当代社会中的定位和存在感。这种探索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可能触及文化偏见、刻板印象或政治敏感性。此外，一些艺术家在创作中融合传统文化元素，如儒家、道家思想，以表达对生命、道德、存在等哲学问题的思考。这种文化融合虽然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但也可能引发文化身份的争议，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同时，避免文化挪用或误解？

李前：应当说，目前社会的宽容使不同的作者在面对肖像画创作时有了极大的自由的空间去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对象，运用不同的手段去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看画家本身的价值观如何，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同一个被描绘对象，一百个人画，就有一百种感觉。哲学问题应是一切艺术创作所涉及的前提，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在肖像绘画中，有些作者表现了一定的哲学问题，比如弗洛伊德，也有一些作者较勉强，这关键要看作者自身的能力。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如何避免文化挪用或误解？我不担心这个问题，文化历来被挪用，误解也是一种误读，误读是理解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油画肖像领域，我巴不得能有效挪用欧洲文化，我如果误读，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也不害怕失掉自己的所谓“文化身份”，在把一幅油画肖像画得更好面前，其余都是次要的。

李前作品

张鸿宾：当代肖像画的创作形式日益多样化，肖像画的审美标准边界被极大的拓展，欧美等国家的当代肖像画已经从传统的绘画形式扩展到影像、装置、行为艺术等多种媒介。作品通过跨地域的背景探索虽然丰富了艺术表现力，但也可能引发观众与作品之间的理解差异。例如，一些观众可能难以理解影像、装置等非传统形式的肖像画，从而影响作品的接受度。这种做法虽然具有实验性，但也可能引发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隔阂。任何消除肖像画实验性探索与观众理解之间的矛盾？

李前：刚才说过了当代艺术与肖像绘画的区别。在肖像画中可以表达当代人生观念，但它不能脱离绘画本体，这是一个界限。人类社会不可能不需要绘画，哪怕它变得不如以前那样重要，但是图绘、手绘是人的本能，人类的这项艺术表现形式的生命力还在于是否具有用它来表达心灵感动的需要。只要有这个前提，我相信肖像画的实验性探索还是能被人们所理解的，我不担心这个问题，我所担心的是自己如何画得更好。

李前作品

张鸿宾：当代肖像画的“凝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视觉再现，而是通过形式和内容的突破，强化了观众与画作之间的互动。您认为当代肖像画是否仍然具有“凝视”的功能？如果有的话，这种凝视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李前：“凝视”是肖像画永久性的话题，任何一个时代的肖像画，否需要“凝视”和“被凝视”，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突破、无论时代产生任何变化、无论写实还是变形，肖像和画家，和观众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一架沟通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凝视”的功能。随着现代艺术的到来，艺术家对肖像画创作的要求，已经产生形式多样化的变化，而不同的像主也有了不同的需求趣味，人们已经对肖像画从传统的写实转向“如何画”上来，如此，“凝视”的内容就有了新的意义，比如着重画家的个人艺术风格、艺术语言的特点等。就是说，自现代艺术以来，人们更注重肖像画中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了。

李前作品

张鸿宾：欧美一些较为前卫的肖像画家，在肖像画创作时，已经不再将“像与不像”作为追求的目的，而是转向对身份、自我认知和视觉表达的重新定义等；肖像画的焦点也从外貌转向了内在性格和情感状态的刻画。因此，该问题涉及了不可回避的一众问题：您认为这种转变背后反映了哪些传统、社会、文化以及审美因素的变化？您如何看待当代肖像画中“抽象化”或“非具象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削弱了肖像画的“可识别性”？

李前：其实，肖像画大师们要想“画得像”，并不是一个难题，他们也不把这个事情当作肖像画的终极问题。肖像画大师最关心的是如何将人物形象画得富有个性和生命力，哪怕是与像主在肖似程度上有点距离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创作的不仅是给像主的一个订件，更重要的是他创作了一件富有魅力的艺术作品。几十年一百年后，会很少有人拿像主的照片去比照这幅肖像画画得像与不像，人们更关注的是这件肖像画作品到底画得如何，有没有艺术感染力。而人物的内在性格和情感状态则一直是历史上的肖像画家所追求表现的。优秀的肖像画作品，无一不是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肖像画艺术的这个目标，不会因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否则，肖像画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事实上，肖像画经过画家对像主的个性的塑造和升华，会使之更像这个人，因为画家把人物的性格特征给典型化了，所以，这幅肖像画也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一个大演员，能把生活中的人物表现得更像本人，原因就是演员把这个人的心理与外在特征经过综合概括，抓住了人物的最富有的特点并表现了出来。但肖像画的表现也有尺度，个人以为以不至于走向“抽象”的程度为宜，彻底的抽象，同样会使肖像画的功能归于乌有。毕加索不是抽象画家，他所创作的大量肖像画，是他对人物形态和内心世界、性格的深刻洞察，他所有的作品都有“形”、“色”、“意”，这和战后的抽象画有本质的区别。就我自己的见识，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抽象画”。好的“抽象画”，也都是以某种具象因素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去运用绘画语言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我同时知道，做一个好的抽象画家同样很难很难。具象与抽象，在本质上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李前作品

李前作品

李前作品

（来源：盛鑫煜艺术）

画家简介

李前，男，1964年生于山东，1988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199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七届创作研修班，201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研究所油画创作高级研究班。201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全山石油画创研班。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上海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曾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第十一、十二届上海美术大展暨白玉兰奖优秀作品奖、佳作奖，第十四届全国美展金奖等重要奖项。代表作品有《支部建在楼上——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党建生活纪实》《光明在前——中共七大召开》《芦荡火种》等，多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油画艺术馆、上海美术馆、山东省美术馆等机构及海内外人士收藏。

油画《工人是“天”》荣获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第四届中国美术奖——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