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津 | 水墨是丢不掉的基因，是我最根本的东西

四十年前，“中国画穷途末路”的论断像一块巨石投入艺坛。作为亲历者，李津没有用理论去回应，而是用四十年的行走、观看与内求，给出了一份活生生的答案。在他看来，艺术的“斗争”终究是人生的“斗争”，创作的法门源自最本能的“感觉”。这篇对话，不仅是对水墨可能性的再思考，更是一个艺术家在喧嚣散尽后，关于传承、自我与生命本真的一次长谈。

左：99艺术创始人杨凯

右：艺术家李津

99艺术创始人杨凯对话艺术家李津

1.回望“穷途末路”：水墨是丢不掉的基因

杨凯：你从事当代水墨创作已经四十年了。这让我想起四十年前，李小山先生提出“中国画穷途末路”的论断。在当时，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津：这事儿说来有意思。我算是“85新潮”的亲历者，但那会儿年轻，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水墨”这个框框。我不会因为自己是国画系毕业的，就给自己贴个标签，说这辈子就得跟笔墨死磕。说实话，我上学那会儿比现在可开放多了，专业对我束缚很小。

但另一方面，天津美院的老师，很多都是“湖社”出来的老先生，那都是真功夫。当时他们讲的课，我其实不爱听，可那毕竟是喂给你的“第一口奶”。现在岁数越大，越发现好多当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东西，其实已经悄悄地影响了你几十年。这就是传承，一代代人就这么过来的。

所以，那个年代李小山提“穷途末路”，我心里是特别赞同的。感觉新时代的大门一下开了，整个观念都变了，当时觉得水墨确实像个“毒”，你得先“排毒”，才能脱身出来，用一个正常心态去看当代、看世界。如果还陷在那个圈子里，就很难突破。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刻意去淡化水墨、淡化专业。

可说到底，水墨画就像中国人用筷子，是刻在基因里的，不是想扔就能扔掉的。它已经成了你的一种本能，一种审美的习惯，甚至是你观察世界的角度。

我们这代人，特别容易被撕裂。画油画、版画的同学，他们对接的本身就是西方的东西，不管是苏联的还是法国的，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所以他们成长得很“健康”，没有我们这种内耗。而我们呢？眼睛被毕加索、劳特累克这些西方大师牢牢吸引，心里幻想着巴黎那种艺术氛围和生活，恨不得自己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国门开了，我也不断往外跑。可跑多了才发现，现实跟想象差距太大了。我甚至觉得，没出国时想象中的法国、美国，比真实的它们更有魅力。当你真正置身其中，那种新鲜感和冲击力反而急剧下降。再加上国内这些年发展，很多城市看着都像克隆的，差别越来越小。

于是，你就好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地方，回过头来重新看自己，看水墨。这时候我特别庆幸自己没把笔墨这门手艺给丢了。虽然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它限制了我，让我不敢尝试其他材料，但现在才明白，这恰恰是我最根本的东西。

李津在工作室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