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在金融、航运、矿业领域的纵横捭阖,到马应彪、郭乐等实业家缔造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传奇,广东人在浦江之滨构筑了横跨商业、教育与文化的复杂网络。
李若晴接上话题:“他们把广东的传统也带到了上海,自然粤沪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从岭南画派到广东音乐,上海反哺于广东的作用更大。”
林蓝指出,美术流派与政治、经济社会紧密相连,上海的平台辐射力吸引着岭南艺术家。徐锦江认为,上海是压缩的现代化,可以跟西方文明、全球文明无缝对接。“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来到上海如鱼得水。这个地方很适合他们来发展,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所以他们在这儿能够大显身手、用武之地,把信息流、物流、财富都带到上海。”
“上海在广东人的心目中,代表了江南近代以来最高文化的集结地。”李若晴指出,高剑父等人从未以“岭南”命名其画派,而采用“折中派”的说法。
“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不是地方性画派,而是代表中国能够跟世界潮流兼容在一起的,所以要来上海。”李若晴说,“历史不能假设,但若没有抗战爆发,可能岭南画派能够在上海、南京扎下根来,真正成为代表国家的画风。当时是有可能的。”
(记者/朱绍杰 羊城晚报•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