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宸 | 重论黄胄

以黄胄为代表的写生派直接触及了中国画创作最核心的本源，对20世纪的中国画变革影响深远。

20世纪的中国画变革，在主题层面是从传统中国画表现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逐渐转变到启蒙与救亡思想的表达，这一时期的中国画创作开始分化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固守笔墨的传统派，主要包括了以传统花鸟和山水画画家为主，像京津画派以及海派后期诸家；另一个是力求突破传统的笔墨框架、从造型上改造中国画的学院派，主要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

（左）赵望云《疲劳》纸本水墨天津《大公报》1928年3月3日第9版；（右）赵望云《好难垦的地呀》（局部）纸本水墨天津《大公报》1934年6月3日第9版

其实，在这两条主线之外还有一个在学术影响和创作阵容上并不太起眼的第三条路线，即写生实践派，它以赵望云和黄胃为代表，而后再扩展到石鲁和叶浅予甚至山水画革新领域里的傅抱石、钱松喦等一批艺术家。这一路线的艺术家大多没有接受过特别严格的学院式美术训练，而是直接拿起画笔走到街头、走到生活中，用毛笔直面生活，他们走出了中国画变革的另一条血路。

（左）赵望云《苏鲁灾区写生》纸本水墨天津《大公报》1935年10月19日第9版；（右）黄胄《遍地汹汹黄水》纸本设色1946年炎黄艺术馆藏

事实上，写生派对20世纪中国画变革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画的笔墨和造型都是语言问题，生活对于创作来说才是本源性的问题。赵望云在30年代就拿起画笔为报社画时政新闻插画，后来他又和石鲁一起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泛涉猎山水写生。黄胄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创作在50年代的美术大展中崭露头角，石鲁基于革命斗争实践在红色系列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都证明了生活实践对于艺术创作的根本性作用。

黄胄《洪荒风雪》纸本设色1955年中国美术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