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同框，中国观众等了多久？

当然，这也将我们引向一个至关重要的澄清，以驱散长久以来对文艺复兴的一重常见误解：这一时期对人的赞颂并非后世启蒙运动那种与基督教传统的决然断裂。为这场运动提供思想骨架的，更准确的称谓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在这一时期，基督教神学的框架体系并未崩塌，反而为“人的发现”赋予了终极的神圣合法性。正如皮科·米兰多拉在《论人的尊严》中那著名的阐释所说：“上帝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心，并赐予他自由意志，去塑造自己的本性，或堕于野兽，或升于神明。”这份选择的自由，正是人至高尊严的源泉；换言之，人的可贵与伟大，恰恰在于他是上帝最杰出的作品，承载着神圣的映像与待完成的使命。这一深邃的张力，完美地凝固在展览的题材并置中。波提切利《圣母子像》（Madonna and Child）中流淌的超越性慈爱与提香《花神》（Flora）所颂扬的感性生命力相邻而置；米开朗琪罗取材于希腊神话的狂暴诗篇与无数基督教叙事中的受难及拯救共享着同一种对人性的极致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