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之名山 定传后世——王岳川为《风追待庐——党晴梵论书绝句百首译注》作序

今之书坛，风气陵夷，格调日卑。昔黄钟大吕正声雅音者，寖以微绝，不复入趋时人目；瓦釜雷鸣滥烂趋时之作，嚣然尘上，俨然执书坛之牛耳。当此之时，愈知大学府“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十六言之凿凿之重也。黄钟毁弃，既历有年；瓦釜竟鸣，于今为烈。弗有拨乱，曷归正声？弗有返本，曷开新局？此余所谓扼腕于今、睎古以望来者也。

近雷江携《风追待庐——党晴梵论书绝句百首译注》书稿至燕园，嘱余为序。余与雷君相识二十载：其初入北大学府求学，一袭汉服，步履轩然，今犹既往也；数年前余尝为其书作序《雷江书法之精神立场》，开笔辄引《论语》“后生可畏”之叹。然诸多昔日才子，“四十五十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更遑论今多已泯然众人耳！

今通读雷江书作，顿感其学术精进，而有灵犀相通之欣。愿以学术书学研究公论言之，而书成序言。盖因此书所涉，非一人一书之事，乃触当今世道之痼疾——文化根脉之失守也。

书法今貌，众人浮嚣，隐忧伏焉。一曰唯技术主义，以书法形式结体解构为上，而丧书卷气金石气；二曰西式美术化，倡线条游戏黑白视觉冲击，抽空其文辞内涵精神谱系；三曰书风虚浮，媚外而贱中，声吼而学浅。三病同源，其根在不知文字根源，不读先贤经典，不达通变之理。当此之时，读近代党晴梵先生《论书》百章，再读雷江译注，感是书诚对当今书坛恶症之良药也。

正可谓：近代党晴梵大著，别开生面，直面康有为尊魏而卑唐，扬碑而抑帖之偏论，以诗体笼四千年文字流变，正变兼陈，碑帖并观，校其短长而不立门户，陈其得失而不挟意气。叹《论书》一书，乃纠碑学偏至书学自省之转枢也。惜乎先生殁于丧乱，其学久为世掩，大著藏之名山，期待传之后世矣。今日重写近世书论史，党公当独占一章。由此言之，雷江注译此历史遮蔽之书，实有重新发见近代书论大家之功也。

雷江新著《风追待庐——党晴梵论书绝句百首译注》之学术价值，首在体例“经典阐释”之自觉。每首之下分列六层：前五层溯洄而上，务求无一字无来历；末一层以数十年临池之功，与百年前党公对勘。此正北大“回归经典”之正途，乃使经典于今世复能开声也。雷江殚精竭虑为党晴梵百首诗、数千典故与碑帖名目详尽考实，盖为复兴国学书学补当代“文献之钙”也。

全书最令余瞩目，亦最见注者学术面目者，厥为“舟云”一族。余通览既毕，撮其书学思想为四端，敢谓此乃当代中青年书家中所罕见之文化身份自觉也。

一曰字学立本。开卷第一首，舟云即引印光大师“字为至宝，远胜金珠……人禽之异，唯在名相”，继而断曰：“学书者不知文字之妙，终难入书法三昧。”此实乃立场之宣示：书之根在文字，文字之根在文化。今世浅薄之“线条美术”“视觉冲击”者甚嚣尘上，实则将书学自汉字文化母体强行剥离。雷江以书法之根，扎回文字“辟鸿蒙”之始，正是对书法美术化思潮之清醒抵抗——与余廿三年所持“文化书法”之论相合，遂引以为同道也。

二曰守正辨风。论欧阳询一首，舟云有云：“碑与帖，本无胜负，胜负起于风”，“守正在心，随风在表”。此言精警。乾嘉以前，家抚《醴泉》；道咸以后，户习《龙门》。今之“展览体”千人一面，与昔之馆阁体、“刀痕”体，又岂非同病？风气如潮，潮退之后，随潮者一笔无存——此史之判词也。雷江以“识得百代之实，不为一时风气所摇”释“守正”，可谓得其正解。论米芾一首更针砭时风：“唐法有形，晋韵无形……今人于影印刻帖之间，动自称‘二王嫡传’，亦可笑也。”言虽峻切，实照妖之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