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集锦】（185）丨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从金融本身来说，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实行政企分离、政资分离，服务经营权与监督权分离，服务经营队伍与监督队伍分离。一是监管中立，进一步增强金融监管工作科学性、合理性和有序性。有效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职责，规范金融市场运行秩序，更好地支持金融创新，控制金融风险。二是进一步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统一债券发行规范，提升资本市场融资效率等，将有助于加快完善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有效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三是增强对投资者保护。集中监管、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有助于推动中国财富管理行业规范运行，促进财富管理市场蓬勃发展。四是提高金融管理的效能，从宏观管理、监管体系、构建网络、隐患排查、体制保障等方面筑起制度“防火墙”，将金融监管的关口前移、下移，降低风险。五是提高队伍的素质与水平，杜绝金融系统内部祸起萧墙的漏洞，将工作人员全部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消除了灰色收入带来的隐患。

重要的在于，本轮改革是从金融层面上，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质、不变色。资本操控政治，就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则必须做到政治管控资本。金融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接受国家的强力监管，必须坚持国有金融主导制。这是保障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国企姓国，金融体系要掌握在国家手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类企业都可以成为市场主体，民营企业所占份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发展。而金融如果失去了国有主导，那么国家的政治性质，就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所谓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根本目标，就是要保障国家主导金融，这样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色、不变质。

按照美国的体系，美联储实际是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机构，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力。甚至可以说，美国本质上是被资本操控的国家，资本凌驾于政治之上。近几十年来，有人向中国灌输金融独立论的观念，要求将央行独立于党政机构之外，既不属于党的机构体系，也不从属于国务院领导。中国肯定不能走资本操控政治的道路。本次机构改革，强化国家政权对金融的统一监管。表明了中国金融现代化模式彻底与美国模式切割的态度。中国的金融体系，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服从政治需要。加强了金融领域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消除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对金融事业的干扰、渗透与和平演变。

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产业发展方向与路径的一次扭转。通过顶层设计，一扬一抑。扬的是凸显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为科技强国提供强力服务支撑，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全面提升对科技工作的主导、引领、促进、推动作用，将“数字中国”建设摆上突出位置，组建国家数据局，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和美国对中国高科技技术的全面封锁打压，中国急需在现代科技领域全方位发力，打破美国及西方的封锁，解决所有卡脖子难题，推动建设新型举国体制，实现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发展。抑的是，金融这个产业。金融企业在中国是不是发展得太快了，队伍太庞大了，赚钱太容易了？为什么中国最赚钱的企业集中在金融，而不是经营性企业。中国金融赚的钱，是中国人的钱，是中国制造业与其它行业的钱。这个死结，怎么能解开，通过这次改革，向这个方向去走。在经济发达国家，现代产业体系主要指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充分的产业构成，一般情况下现代服务业要占其GDP的70%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现代产业体系主要指工业化进程比较健康的产业构成，一般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50%左右、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稳定上升的产业构成。而中国现代产业体系是第三条道路，就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产业构成。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越来越大。

下一步金融改革过渡期的工作

我国金融监管框架调整的轨迹遵循分步实施的战略，逐步搭建“三层+双峰”的改革目标。首先，进一步做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并逐步建立其自上而下的监管组织体系及行政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层面履行金融监管协调和统筹职能。在巩固“三层”监管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双峰”模式。

其次，在各地金融成立金融监管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地方在“7+4”及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能力，让基层成为发现风险、控制风险和处置风险的一线阵地，补齐“三层”中的“底层”。

这次改革，对银行系统的冲击是巨大的。将不再保留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相关职能上收至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对边境或外贸结售汇业务量大的地区，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派出机构方式履行相关管理服务职能。这意味着，人民银行县支行作为最后一层级分支机构，随着信息科技发展，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光荣退出历史舞台。很多工作要重新安排。改革方案中不再保留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意味着超4万人的去留问题，当然解决问题难度不大。

当然，银行仍然要发挥重大作用，要着力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明确中央银行基本职责和政策目标，维护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实行中央银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确保央行资产负债表健康可持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健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同时，正确处理管放的关系，也更强调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目前，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公布，具体实施很快推行。大家关注“一大”（金融集团）、“一小”（小贷公司等）机构的监管方向。此次人民银行金控公司等金融集团监管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集团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方向，会出来的；以小贷公司为代表的“7+4”组织监管，2021年人民银行发布《地方金融监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7+4”类组织的地方监管要求，此次改革强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的监管体制，下阶段“7+4”组织的监管归属也会解决。

现在，企业债划归证监会审核，债券市场的“九龙治水”格局终于被打破。对国企有好处。证监会或专注于直接融资建设，特别是此次明确将企业债与公司债进行统一化管理。企业债的发行人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其募集资金用途更加强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主要用于战略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公益性事业等不同用途。下一步企业债的核心功能定位不会变，发行主体融资所发挥的特殊政策用途等仍然存在重要的价值。伴随发行审核调整，未来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的进程可能加快，后续一系列的登记、清算、结算、交易、支付不排除会进行重新整合。

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对金融行业整体有利，对于金融企业则是喜忧参半。持牌金融机构影响不大，对于地方金融企业则会加大监管力度，进而导致行业两极分化，会淘汰部分地方金融企业组织，经过优胜劣汰过程，实现地方金融企业组织整体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整个金融行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可以预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征程中，本轮金融改革必将产生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引领着中国经济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安全发展，行稳致远。（文/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