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师邵玉娟庭前被“背铐”带离事件，我们要坚持“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025年3月13日，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付集法庭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事件：执业律师邵玉娟在庭前因要求复制证据材料遭拒，试图拍摄取证时，被三名法警强行背铐带离法庭，期间双方发生冲突，导致邵玉娟身体多处受伤，初步诊断为“牙外伤”。

想想都有一点可笑，一个律师，一个法院，明明都是法律的维护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知法却违法”的事儿呢？

一、事件经过概述

该起事件源于一起故意伤害案。

2023年3月15日凌晨，在河南省杞县板木乡梁堂村，被告人梁永超与被害人赵德旺因纠纷发生争吵并互相厮打，导致赵德旺肋部等部位受伤。

后经鉴定，赵德旺多根肋骨骨折，属轻伤一级。

2024年6月，杞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梁永超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梁永超不服，随后上诉。同年9月，开封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故意伤害案审理期间，赵德旺并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直到2024年12月，赵德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梁永超赔偿两万元。

2025年1月26日，赵德旺的伤残鉴定与三期鉴定（误工、护理、营养期鉴定）结果已出，特向杞县人民法院申请增加诉讼金额。

邵玉娟作为梁永超一方的代理律师，在2月17日接到信息后，于2月底办完了民事诉讼的委托手续。

她随后与法庭联系申请网上阅卷，但书记员表示可以当庭查看或提前来复制三级鉴定，但无法从网上推送鉴定意见。

2025年3月13日上午，邵玉娟在杞县付集法庭参加庭审。

开庭前，她向书记员提出复制庭审证据材料（即原告赵德旺的“三期鉴定”报告）的请求，但遭到拒绝。

邵玉娟担心书记员事后否认这一事实，遂试图拿出手机拍摄取证。

书记员见状，叫来三名法警。

法警称法庭内不允许录音录像，要求邵玉娟删除视频。

邵玉娟表示：“现在还没有开始庭审，录制视频是我的权利。”

然而，法警却上前抢夺她的手机，并使用手铐将她“背铐”从法庭带离。

在此过程中，法警对邵玉娟有摁地、拖拽等行为，导致她出现全身多处疼痛、头晕、牙齿疼痛伴随松动等症状。

事发后，邵玉娟的亲属向付集派出所报警。

据一份付集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显示，“付集法庭工作人员不让其拍照，随即双方发生争论，后付集法庭法警对其进行背铐、抬等行为。”

目前事件进展如下：

2025年3月14日上午，付集派出所称，具体情况需等待官方通报。

事发后，邵玉娟联系了其律所所在地的郑州市律师协会。郑州市律师协会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表示，此事正在调查中。

2025年3月14日上午，开封市委政法委回应称已知晓此事，正在跟踪核查，还没有结论。

2025年3月14日上午近11点，杞县人民法院院长窦战勇到医院当面向邵玉娟道歉，并表示涉事法警与书记员已停职。但邵玉娟表示，涉事法警与书记员并未出现在医院。

邵玉娟的门诊病例显示，她的多颗牙齿松动，初步诊断为“牙外伤”。

截止本文发稿，该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论。根据了解到的信息显示，邵玉娟最初在社交媒体发声后，部分帖子被删除，法院、警方未对外公开监控录像或调查细节，进一步加剧公众不信任。

二、事件带来的影响

1、执法合法性之问：法警的铐子该铐住谁？

首先，程序违法，铐人的依据在哪里？

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执法细则》，使用警械需满足“暴力抗法”“危害他人安全”等条件。而邵玉娟仅在庭前拍摄取证，未干扰庭审，法警的行为显然超出必要限度。

其次，选择性执法：为何对律师“重拳出击”？

邵玉娟曾是平顶山中院法官，转型律师后多次遭遇执法不公。此次事件暴露某些执法人员将律师视为“对立面”，而非法律共同体的一员。

想想，曾经有过法官经历的人，做律师都被打，那么社会上还有多少其他的呢，这个是必要要引发大家思考和法制的跟进的。

2、司法生态病灶：基层的“权力傲慢”

“法律管民不管官”的思维仍然在基层中存在。书记员拒绝复制证据、法警暴力执法、警方推诿责任，链条式行为折射出基层司法人员将法律视为管制工具，自身却凌驾于法律之上。

另外，目前的“法院院长道歉停职”能否根治问题？

停职仅是临时处置，若后续调查避重就轻，涉事人员可能“换个岗位继续执法”。

作为公众，呼吁追究滥用职权、非法拘禁的刑事责任，而非内部“罚酒三杯”。

3、律师权益危机：法治社会的倒退信号

律师的“执业困境”。律师依法取证、辩护本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但现实中常被刁难甚至暴力对待。

此次事件若不了了之，将加剧律师群体的寒心与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

“法律人”的尊严何在？邵玉娟的经历引发律师界共鸣：“若律师在法庭上都无法保障安全，普通人如何相信法律？”

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其权益应得到充分保障。然而，在这起事件中，邵玉娟在法庭这一象征法治的场所，却遭遇了暴力执法。这不仅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4、对法院违法行为的处治

在这起事件中，涉事法警和书记员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他们不仅侵犯了律师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处治和惩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对法院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可以进行行政处分、纪律处分甚至刑事处罚。对于涉事法警和书记员来说，他们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5、是否应该“罪加一等”

对于涉事法警和书记员是否应该“罪加一等”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

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罪加一等”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如果涉事人员的行为并未构成更严重的犯罪或违法行为，那么就不能随意对他们进行“罪加一等”的惩罚。

其次，从司法公正角度来看，“罪加一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和质疑。如果涉事人员已经受到了相应的法律制裁和惩罚，那么再对他们进行“罪加一等”的惩罚可能会让人们觉得司法不公正或存在偏见。

目前来看，法院的书记员以及法警、法官这些岗位都是特殊岗位，他们知法犯法，我认为“罪加一等”并无不可。

三、破局之路：如何让“法治阳光”照进现实？

1、执法规范化：从“人治”到“法治”

明确执法边界，需细化警械使用规范，严禁将手铐作为“震慑工具”。执法过程必须全程记录，接受公众监督。

同时，强化责任追究。对滥用职权者，应依据《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追责，而非仅内部处分。

2、律师权益保障：让辩护权不再“脆弱”

要加强建立律师绿色通道。法庭应保障律师阅卷、复制证据的权利，拒绝时需书面说明理由。对阻挠行为，律师可向司法行政机关投诉。

同时，律协与法院要加强联动。律协需设立快速维权通道，对侵权事件48小时内响应，并与法院建立定期沟通机制。

3、全民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做好司法透明化。庭审监控录像应作为公共记录保存，公民可申请调阅（涉密案件除外）。

此次事件中，法院必须公开监控以平息质疑，这是我认为经济纠纷以及民事案例都应该公开，让公民可以查看，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整个过程更阳光化，让参与人都不敢做违法的事儿。

同时，鼓励媒体与公众的“第三只眼”。鼓励媒体监督司法过程，对干预报道的行为追责。公众可通过“公益普法热线”等平台举报违法行为。

四、法治的尊严，需要每个人捍卫

河南杞县事件不是孤例，而是基层司法生态的缩影。从“道歉停职”到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我们呼吁：

司法机关：公开调查结果，严惩违法者，用行动重建公信力；

律师群体：坚守底线，以专业能力推动法治进步；

普通公众：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用关注照亮每一个阴暗角落。

唯有如此，才能让“背铐”这样的荒唐剧不再上演，让法治真正成为社会的信仰。

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共同维护。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法治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一事件恰好是我们做好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事件，正如我们看的电影《第二十条》中的说的我们一定能做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来源：老唐说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