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丛：爆竹声中的如烟往事

后来，安庆的桐城大关、枞阳项铺，都发生过烟花爆竹爆炸事件，有的还上了焦点访谈，我们为此也向上级写过检讨，但这些都是安全生产事故，不是群众性燃放引起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环保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2011年我国北方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北京有的时段能见度不足一公里，几百个进京航班取消，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PM2.5指数达到了522。但在当时，我国还没有PM2.5的检测标准。

这件事就和世界历史上的伦敦雾事件、洛杉矶烟雾事件一样，极大地震动了社会管理高层。随后，我国出台了和国际接轨的PM2.5监测标准。此后，烟花爆竹燃放的环保问题随之上升到了更高的高度。十多年来，禁燃禁放政策几乎覆盖了全国六百多个城市和两千多个县城。而且有相当多的地方政府规定全域禁放，也就是不分时间地点全部禁止烟花爆竹的燃放和销售。

今年清水湾如此大规模燃放烟花爆竹，这些年来是少见的，但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今年春节前，国家立法机构有关负责同志曾表示，有地方政府全域禁放不符合上位法，也有人说韩国要就过春节燃放烟花习俗到联合国申遗，更有自媒体就年味的烟火气极力煽情，许多管理者开始手足无措了。后来，听朋友讲，除北京等城市外，今年全国对禁燃禁放都有一定的松动。

小小的烟花爆竹，炸开了我对社会管理的思考。就社会管理来讲，禁和限是必要的手段，但禁限都不是管理的灵丹妙药，尤其对一个幅员辽阔、城乡差别大的大国，有时是难以奏效的。多少年来，我们禁限了多少东西：在交通上限行、限号、限购车，在房产上限贷、限售、限购房，在环保上的禁养猪、禁养鸡、禁烧秸秆，在防疫上的禁足、禁会、禁聚，还有什么禁种树、禁养鱼……但很多政策并不十分奏效，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任何传统文化都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反映和标志。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都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相信人们会自己教育自己，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必一禁了之，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我记得在当年文革后期，毛主席老人家对社会的混乱也有些许不耐烦，发表过“管理也是社教”的最高指示。今天看来，对那些与群众息息相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久远的群众习俗，可能社教也是管理。一味的禁、限、堵并不都是上策。

（文/赵树丛）

（来源：同步悦读）

作者简介

赵树丛，山东诸城人，曾就读于山东医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做过医生、教师，做过群团工作负责人，在县、市、省党委政府任过职，在国家林业局任过主要负责人。中国林学会理事长、全国自然教育总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