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路丨寄情大湾区——潘鲁生艺术作品巡回展：以绘画参与时代变革 以彩墨抒写南国情怀

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是做一个旁观者，还是被裹挟者，抑或是参与者、引领者，这是历史给予每个人的选择。若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奉献美好的时代变革，自无愧于时代，亦无愧于人生。

以笔墨描绘时代、记录时代、参与时代，也是一个画家、文化学者富有责任的历史选择和实践。潘鲁生先生就是长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参与时代变革的践行者。几十年来，他行走在乡村田野，躬耕于学术园地，也徜徉在绘画的海洋。传统文化研究、设计教育与实践、艺术创作，对他来说相辅相成、融会贯通，且佳作不断。当我们面对他《寄情大湾区》系列组画展览的时候，也就是既惊喜，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面对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战略谋划和改革的前沿阵地，潘鲁生先生曾经以一个设计教育者的身份、文化学者的身份参与相关的学术会议、文化调研，为大湾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而今，又以一批鸿篇力作，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在社会发展、文化变迁以及自然生态、人文景观方面的时代景象。就此而言，这一系列组画就不仅仅是充满诗意和温情的风景画，而是记录时代、讴歌时代和参与时代的主题绘画创作，展现了大湾区新时代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文化变革的新面貌，乃至“一国两制”的新发展。

既然是讴歌大湾区时代发展的主题绘画，那么，大湾区的建设者就是被颂扬的对象。而就历史主题绘画的表现来说，人物或许并非画面展现的主体，但常常是画面表现的主题。在潘鲁生先生的这一系列组画中，没有一处人物出现，但我们却能感受到画面的生机和活力，乃至热火朝天的氛围。诸如《葵涌码头》堆积如山的集装箱和吊车（图1），《弥敦道》的五彩霓虹，《官也街市》的招幌摇曳，乃至《湾区春早》的生机盎然，还有《松塘村》（图2）、《风水塘》的祥和安宁。显然，这些景象都脱离不了人的主体存在，而作者这种不见人的风景，正如杭间先生所言，背后恰恰是作者主题创作和人文情感的特殊表达。换句话说，无论是大湾区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还是记录描绘者，透过画面，读者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真实存在，这正是作者表达的主题，也是作者以风景作主题绘画的特色之处。那么，《寄情大湾区》也就不是小情小趣的视觉审美的风景描绘，而是鲜明的历史画卷，这不仅是作者艺术表现手法的高明，更是作者面对大湾区建设历史站位的高远。

图1《葵涌码头》，2022年，124x245cm，纸本·彩墨

图2《松塘村》，2022年，124cmx245cm，纸本·彩墨

作者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和艺术的眼光来看待大湾区、描绘大湾区，不仅仅是参与大湾区建设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体现，同时，也是以一个文化学者的身份，对大湾区历史和文化的反思，以及人文精神的关注。注重绘画背后的文化反思与人文关怀，而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美感至上，是画家思想深度与文化格局的体现。就潘鲁生先生而言，绘画还与他长期的田野调研，对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文化事项关注有关。《寄情大湾区》系列组画的背后不只是一个画家艺术观念的体现，还是一个文化学者的文化思考，这也是他常有的一种思维模式和思维逻辑。

众所周知，粤港澳文化同属于岭南文化，富有地域特色和历史特色，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内地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大格局。但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港澳文化的发展又不同于内地。19世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更加激烈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港澳地区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文化的变迁和形态又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好在这段历史已经结束。特别是港澳回归以来，除了经济、政治建设之外，港澳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一国两制”的政治建设和繁荣发展的经济建设之外，在全球化加速运转的今天，不同样态的文化在东西方之间进一步互动和交流，尤其是在当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以华夏文明为主脉的岭南文化格局下的港澳文化差异，也促使人们关注和思考港澳文化的历史变迁和创新发展。例如澳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特别是与葡萄牙文化杂糅和交融的痕迹明显，那些庙宇、教堂、古街、厂房，还有港口、码头，不仅仅是一种物态的客观自然，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遗产和人文景观。在这些景物的外表内里，人文观念和历史变迁深深地镌刻其中。像《官也街市》（图3）、《妈阁庙》《大三巴》，还有造船厂、葡国餐厅、路环旧居，无论是异国的情调、中国的风光，还是市井的繁华、斑驳的老墙，抑或林立的大厦、废弃的船厂，这些景观既有民间信仰、传统文化的一直延续，也有殖民文化的遗存，更有新时代蓬勃向上的勃勃生机。在这些景观中，文化的源与流、主干与脉络，及其相依相存的关系，其中复杂的文化变迁也是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政治、经济发展之外的重要的文化课题和时代课题。

图3《官也街市》，2022年，124cmx124cm纸本·彩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