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争朝夕 | 赵冬苓：编剧为我所热爱，我会一直写下去

当年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毛主席就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谈到了深入生活的重要性。

我觉得，生活，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尤为重要。我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但只要开始一部新的创作，我仍然坚持要去采访。

今年受我们山东省公安厅的邀请，创作一部反映警察生活的电视剧，当时我膝盖半月板撕裂正在治疗当中，刚能行走我就去采访，事先提了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让我爬楼。

但到基层派出所公安局，不爬楼怎么可能？就这样，我拖着一条伤腿爬上爬下，走了五六个公安局和派出所。目前，这部作品正在创作中，平台比较看好。

更重要的是，邀请我去创作的公安部门评价很高。

我的感受是，只要深入生活，总会有新发现，哪怕当日情景不存在了，到事件发生地站一站也会有感觉。

生活，是现实主义创作全部的灵感之源泉、真实之根本，离开生活，创作也将枯竭。

角度很重要

这几年我创作了一些难度比较大、力度也比较大的作品，总会有同行来问我，你不怕审查吗？你怎么敢这样写的？

我的体会是：不能说创作的禁区不存在，但如果自缚手脚，天花板只会越来越低。而你只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角度，会发现创作的空间还够你辗转腾挪。

而且，一个创作者，不应该只在舒适区里写作，如果写作对自己不构成挑战，创作也就没了意义。

我举我自己一个不太成功的作品为例：我曾经写过一部作品，名叫《因法之名》，是写纠正冤错案件的。

大家一听这个题材，就可以想象创作的难度，但这个题材是我自己选的，我对它有兴趣，类似的故事我觉得值得被书写。

它的难度在于它的敏感性：纠正冤错案件当然是好的，但冤错案件是谁造成的？

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案件是冤错案件，那么公检法都曾经犯了错误，而公检法都要参与审查这部作品。

一开始我完全找不到切入点，把自己写崩溃了好几次，并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在最困难的时候，最高检一位检察官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他说，你不要把公检法割裂，好像是今天的公检法在纠正昨天的公检法，公检法是一个整体，今天的公检法是从昨天的公检法发展而来的。

这让我看到了可能：在那样一个时期，之所以有许多冤错案件产生，你不能只归于个人品质，好像有几个坏人在故意整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国法律还不健全造成的。

比如，大多数的冤错案件，都产生于1998年以前。为什么是这个年份？因为我国的刑法刑诉法，在1997年进行过大修，1998年生效。在修改以前的刑诉法，对被告人的权利缺乏更多的保护。而在修改以后，冤错案的发生率就大大地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