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占军丨新时代高校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探析

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这一正确方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完成这一目标，教材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1]。这为新时代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根本遵循，高校要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推动教材事业开创新局面。

一、“国家事权”与新时代设计类学科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确立

新时代，国家将教材建设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突出强调其纳入“国家事权”的重要性。正如有学者所说：“将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是主动将教材建设作为多主体共担的一种公共性‘事权’，共同型构统摄多元教材建设主体的‘公权力’和教材建设主体的‘自权力’共生的发展图景。”[2]这种鲜明的法理逻辑凸显出新时代教材建设同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一脉相承关系，即“教材体系建设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目前中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设计教育，有近百万在校设计类学科专业学生，依循这一建设目标，新时代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如何体现国家事权的理念，应从其“必要性”与“可行性”两个层面来阐明逻辑进路。

（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与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的必要性

目前，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其中本科高校1270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在这些高校中，70%左右开设了设计类专业。设计类专业在学总人数已逾百万，培养规模居世界首位。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教材建设相辅相成，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柱。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为教材建设提供了需求动力，也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材建设是实现教育与教学改革任务、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是高校一项重要的教学基本建设，而高质量的教材更是实现规模向质量转型的关键抓手。近代教育家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曾指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4]新时代要实现两者协同发展，既需顶层设计（如政策引导、资源倾斜），也需基层创新（如校企合作编写、数字化实践）。从国家层面来看，党和政府对新时代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提出系列论断，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新论断[5]，显现出教材建设对夯实国家教材事权的重要意义，为新时代设计类专业教材建设提供了价值准则和精神指引。从基层具体执行来看，设计类专业教材既要吸纳学界最新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成果，更要注重彰显国家政策和国家事权的具体落实，时刻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唯有如此，中国高等设计教育才能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为民族复兴培养更多设计人才。

（二）高质量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的可行性

新时代党和政府立足国家在场，明确教材建设要体现党和国家意志，锚定“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核心目标，从机构建设到政策管理层面进行了系列创举，厘定了各学科教材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进而为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方向指引。

1.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教材局成立

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教材局正式成立，负责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这是中国教育领域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教材建设的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标志着中国教材建设从“分散管理”转向“集中统筹”，从“经验主导”转向“科学治理”，使教材真正成为培养时代新人的“第一文本”。此前，中国教材管理职能多分散于教育部多个司局，存在标准不一、重复建设、监管乏力等问题。同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打破以往教材编写、审定、使用分散管理的局面。2018年，国家教材委员会把制定《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列入年度工作要点。

2.国家教材工作相关文件

国家出台了两个教材工作文件。一是2019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教材〔2019〕3号）。该文件通过明确责任主体、规范管理流程、强化审核监督，构建高校教材建设全链条管理体系，旨在确保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服务人才培养、守牢意识形态阵地。高校需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全面落实教材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要求。二是《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该文件要求全面落实教材编写、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等各方面主体责任，切实提高教材建设水平，为高质量教材建设体系提供有力保障。

3.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2020年10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的通知》（国教材〔2020〕4号）发布。该奖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设立全面覆盖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专门常设性奖励项目，是教材工作领域的最高奖项，是健全完善教材建设激励保障的重要制度设计。定期遴选教材建设优秀成果和先进代表，是树立教材建设标杆和典型的重要机制性措施，也是展示教材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2021年9月26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奖励的决定》（国教材[2021]6号），评选出了高等教育类优秀教材399种，涉及76个本科专业，其中艺术类教材一等奖2项、二等奖19项。2021年10月12日，“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目标，以全面提高教材质量为重点，创新教材建设理念，增强教材育人功能，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

二、服务“四新”学科，建设“新设计学科”专业教材

随着学科目录的调整与“四新”学科建设理念的提出，传统设计学学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学界围绕如何建构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新设计学科体系”展开了热烈探讨，相关议题主要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而教材建设则是贯穿这些维度的主线。换言之，就是如何立足“新设计学科”，建设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教材。显然，要想建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学科教材体系，有必要回溯与审视传统设计学科教材建设状况。

（一）设计学科专业教材编撰回顾

中国现代设计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图案学、工艺美术学、设计艺术学等阶段。然而，工艺美术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真正成为一门学科，还应当从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建立算起。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逐步探索，工艺美术教育格局雏形基本确立，直到1998年教育部颁布学科目录，用“艺术设计”代替“工艺美术”，近半个世纪风雨兼程，“工艺美术”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变化而退出高等教育的学术舞台[6]。此时期艺术设计教育所用教材，除沿用雷圭元于1947年编写的《新图案学》外，各高校及文化部开始有组织地编写教材。例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筹建之初，在庞薰琹的组织下编写了《图案的组织》《中国锦缎图案》《敦煌藻井图案》《民间染织刺绣工艺》《民间雕塑工艺》等系列教学参考书；1961年文化部组织专家编写了《图案基础》《染织图案基础》《色彩指南》《中国漆器发展简史》《书籍装帧艺术简史》《中国染织纹样简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等[7]，形成全国工艺美术教育教学的初步模式。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译介国外艺术设计教育教材与著作成为对接国际设计学界的通用模式，我们所熟知的《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等均被陆续翻译到国内，形成当时颇为新潮的“平面设计”。

进入21世纪后，教育部为加强高等学校教材建设，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印发了《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提出教材建设要“实施精品战略，抓好重点规划，注重专业配套，促进推广选用”[8]，先后遴选公布了三批国家级规划教材，其中设计类教材有《工业设计史》（何人可）、《色彩设计》（李亮之）、《设计概论》（赵农）、《艺术设计与服装设计系列教材》（吕美立）、《工业产品设计与表达》（窦忠强）、《视觉传达设计》（余永海、周旭）、《现代设计艺术史》（董占军）等，成为各高校优先选用的教材库。与此同时，随着“艺术设计”进入学科目录，各大院校主动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院系调整与更名，设计类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同步推进，相应的各高校也采取多种措施鼓励自主编写教材。“十一五”期间，教育部继续加强对国家级规划教材编写的管理，推出九条规约，确保规划教材高质量落地。另外，部委级规划教材编写工作也持续推进。这些不同层级的规划教材有效地助推了包括设计学科在内的教育教学的发展。

（二）学科目录调整、交叉学科建设与“新设计学科”教材建设

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发布《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学科门类由13个增至14个，新增“交叉学科”（门类代码“14”）和2个一级学科。202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强调学科交叉不等于交叉学科。2022年9月13日，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设计学被调整到交叉学科门类。随着学科目录的调整，设计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传统设计教育模式面临迭代升级的需求。立足“新设计学科”的教材开发，需要以学科交叉、技术创新、社会需求为导向，构建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教材体系。教材应体现“大设计”理念，紧扣可持续发展、老龄化社会、数字化转型等全球议题，突破传统艺术学的界限，融合人工智能、材料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同时，“新设计学科”教材建设需打破传统的“知识罗列”，转向“问题驱动—系统构建—价值引领”的新范式，通过动态内容、技术赋能与评价创新，最终培养能够驾驭复杂性、具备伦理自觉的新一代设计人才。在此过程中，教材不仅是知识载体，更应成为连接教育、产业与社会的枢纽平台。

（三）“四新”学科建设、新文科与“新设计学科”教材建设

国家大力发展“四新”学科建设，即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要求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科学规划契合学科发展实际的发展格局。在教材建设上，要因应多元化的内容生态和技术趋势，准确研判学科发展预期，平衡专业深度与跨界融合，突显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时代性、域外性与本土性相结合的民族性、学理性与伦理性相结合的科学性，推出高质量教材。新文科建设，是指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形成交叉学科专业的一系列建设事项。在教材建设上，要遵循守正创新、价值引领、分类推进的原则，把握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等重要抓手，注重实践探索与成果转化，推出高质量教材。

“四新”建设特别是新文科建设的引领性、交融性、创新性、跨界性、发展性等主要特征对设计学科有诸多启示，为设计学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历史新机遇。在“四新”语境下，设计学要强化开放思维和融合思维，从新视角、新技术等方面加强与相关学科专业的跨界交叉、深度融通，建设设计学主导的全方面互通且内涵丰富的“新设计学科”。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开设“科技艺术”方向，探索艺术与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的结合；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与MIT媒体实验室合作开设“未来剧场”课程，将沉浸式技术与表演艺术相融合；中国美术学院“汉字艺术”方向，将书法与数字媒介、空间装置结合，推动传统文化当代转化；中国传媒大学“艺术与科技”专业聚焦智能媒体艺术、交互装置设计开展研究。在教材建设上，“新设计学科”要通过跨界融合、技术赋能、价值重塑，使设计教育从“技艺传授”转向“创新能力培养”，从“文化传承”升级为“文明创造”。

三、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原则

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同其他学科教材一样，既要遵循落实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核心要义，又要对标一流课程建设标准，不断夯实育人体系的思想根基。同时，还应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构建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

（一）充分发挥课程教材铸魂育人价值，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应突显能力内化与信念养成。设计类教材内容同文化输出与表现、传统继承与创新息息相关，必须在坚持“思政+设计”的育人导向基础上形成专业特色，必须在明确中国站位、加入中国案例、体现中国智慧、展示中国力量、叙述中国成就等方面下功夫，进而系统准确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课程教材体系之中。设计类教材应充分发挥作为“课程思政”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作用，体现设计服务民生、设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设计服务国家战略的立足点和价值观，激发学生的专业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使其自觉地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设计人才。

（二）以教材建设固化“一流课程”成果，夯实“双万计划”建设基础

学科建设的基础在于专业培育，而专业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是课程，课程建设是整个学科发展的基石。缺少精品教材支撑的课程很难成为“一流课程”；不以构建“一流课程”为目标的教材，也很难成为精品教材。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建设具有引领教学理念、搭建教学团队、固化教改成果、丰富教学资源的重要作用。普通高校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要对标“一流课程”，支撑“一流专业”，构建一流师资团队，形成一流教学资源，争创一流教材。

（三）立足多学科融合发展，持续回应时代对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新需要

设计类专业依托科学技术，服务国计民生，推动经济发展，美化人民生活，呼应时代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与时下新工科、新文科所强调的实用性、交叉性、综合性不谋而合。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的编撰思想应始终聚焦时代发展需要，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设计类学科之间深度融通、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真正使教材建设成为持续服务时代需要、深度服务国家行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四）立足文化自信，以教材建设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造物与审美观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推动中华传统造型与造物艺术研究，恢复和重建中华传统造型与造物体系，实现传统造型与造物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教材设计与案例选择上，设计学科应充分展现中华传统造型与造物体系的文化魅力，让学生在教材中感知中华造物之美，体会传统生活方式，汲取传统造物智慧，加速推进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融合、转变。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全面、系统、合理、多维度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高水平教材体系。

四、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实践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按照“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强能力”的原则，推进设计类学科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近年来，陆续出台学校教材工作规程与教材建设规划，在严格执行教材选用制度和评价制度的同时，还采取诸多方式鼓励资助设计类学科各级教材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编撰理念与成绩

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的编写不仅要反映出对设计的当代特征及发展走向的探索，将信息、知识、技法相结合，更要包含综合基础、设计基础、专业设计等多方面的内容。一是应该根据设计教育的发展走向、就业趋势、课程设置等实际，确定教材编写的总体构架。二是既要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科学性，又要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性，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既要着眼于设计专业，又要适宜其他艺术专业的学生学习；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敏锐的洞察力、拓展思维与激发想象的能力，还要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方法。三是应在研究目前较为成熟的同类教材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使教材更加成熟完善并有所创新，并为教师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倾向预留讲授空间。四是要注意从美术向设计的引导和转换，突显设计的特点。根据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的需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积极组织教师编写国家规划教材和各种满足学校教学改革需要并且具有学校特色的专业教材，尤其是精品课程的优秀配套教材。同时，学校设立了教材建设基金，用于资助国家、省、学校规划教材的编写、出版及自编讲义的补贴。

在国家规划教材方面，学校编著了国家“十五”规划教材42部，包括高等院校设计艺术专业系列教材11部、数字艺术设计教程丛书13部、高等院校数字艺术设计系列教材8部、高等院校设计艺术专业课程教学系列教材10部，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9部，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4部，“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1部。在教材获奖方面，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二等奖1项；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10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6项；山东省普通高等教育一流教材4部；《美术学与设计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理论及实践教学系列教材》分别获评第七届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二、三等奖。此外，学校出版校级规划教材18部，主编教育部统编教材《设计》《现代媒体艺术》《工艺》三个模块的高中美术教科书。

（二）人工智能应用于设计类学科教材编撰探索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我国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学校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对设计教育的重大影响，从全局视角出发，制定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专业建设实施意见》，实施“三个一”工程（一本通识教材、一个教研室、一门通识课程），特别重视人工智能教材建设，推动人工智能设计教育的普及化、系统化和高质量化。

“一本通识教材”，即笔者主编的《人工智能设计教程》。该书围绕人工智能与艺术设计的交叉融合，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创意设计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深入探讨人工智能赋能设计创新的原理和实现路径，从基础知识和实践操作双重角度入手进行详细分析解读。该书结合案例系统讲解了人工智能在艺术设计领域应用的巨大潜力，引导读者思考在设计方法、设计流程大变革的背景下，如何立足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自己的创新设计能力，构建信息化的设计观念，利用智能工具延展创意，打通跨领域合作，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应对设计生态的变化和挑战。同时，结合产业应用实际情况，分析了人工智能在设计应用中的局限性和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探讨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个教研室”，即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教研室。该教研室以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建设为契机，积极引进具有数字媒体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教师和专家，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共同协作，推动技术与艺术交叉融合，打破学院、产业间壁垒。

“一门通识课程”，即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人工智能导论”通识课程。让学生从理论层面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应用，课程内容包括AI的历史沿革、技术架构、伦理法律问题等，旨在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为后续深入学习奠定基础。

“三个一”工程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既是响应国家科技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径。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政策协同、资源整合与生态构建，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设计人才。

结语

新时代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的本质是重新定义设计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突破“教材即书本”的固有认知，构建开放、动态、多维生态系统，真正实现从“制器”到“育人”的跃升。在这一过程中，教材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应成为连接教育创新、产业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枢纽。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在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上下功夫。要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党的百年奋斗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提炼原创性，凝练成能够充分反映和体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艺术文化，推出具有学理性、高水平的原创性教材。其次，是在增强时代性、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上下功夫。一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紧紧围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等战略，瞄准设计类学科专业前沿和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主动对接国家设计类紧缺领域人才培养要求加强教材建设。二要坚持立足国际前沿，积极吸收和传播世界先进设计理念和技术。最后，是在提升系统性、加强一体化设计上下功夫。设计类教材体系既是设计类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其呈现的主要载体和形式。设计类学科专业建设是教材体系的灵魂。因此，要加强设计类学科专业建设，为教材体系建设提供内容、支撑和灵魂。同时，要在设计类教材体系中第一时间呈现学科专业建设成果，通过教材体系建设推进学科专业建设。

参考文献：

[1]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16-12/08/content_5145253.htm#1，2016-12-8.

[2]罗生全，杨柳.论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法理逻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5）：37.

[3]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光明日报，2022-4-26（1）.

[4]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近代以来教育名家名著介绍[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241.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s://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htm，2022-10-25.

[6]杭间.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J].装饰，2009（12）：16-18.

[7]袁熙旸.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128.

[8]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EB/OL].2001-2-6.

（文/董占军，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来源：艺术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