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业：曲园名师多

在孟老师的影响下，我和几位文学青年发起成立了杏坛文学社，编辑出版了《青果》《仲夏》等文学期刊。孟老师担任顾问，亲自为社刊作序，成为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毕业后回过母校，看到“杏坛文学社”的招牌依然挂在那里，感到特别亲切。

杏坛文学社荣获山东省十佳学生社团

在曲师，还有一位怪教授陶愚川。经常在阅览室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戴着瓶子底厚的近视镜，手里拿着个放大镜，默默地研读外文期刊，那就是著名教育史学家陶愚川先生。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赴美攻读研究生，归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因其兄陶百川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便被下放到这里，历任历史系、外语系、教育系教授，是当时罕见的二级教授。

先生平时不苟言笑，三天不说一句话，性格孤僻，不谙世事，终生未娶。常年端着一个掉了瓷的大茶缸在食堂排队打饭，有人劝他买点鸡蛋煮煮吃，他竟问怎么煮。偶尔也会到曲阜城里下馆子买个烧鸡改善一下生活，剩下的就顺手放在口袋里。有一次上课时，老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画了几下，却写不出字来，原来是一根鸡腿骨，同学们忍不住哄堂大笑。

陶先生不拘小节，但治学严谨。在农场劳动期间，用小学生演草本偷偷写就300多万字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填补了国内教育史方面的一项空白，引起教育史学界的轰动。

陶先生虽然没给我们上过课，但他的高足杨启亮给我们讲授教育学，论辈分陶先生是祖师。杨启亮老师未曾上过大学，恢复高考后直接考取陶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讲起课来旁征博引，生动有趣，娓娓动听，深受同学们欢迎，我们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陶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教育思想。

当时，学校还有一位邵品琮先生也很有名，20世纪50年代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与陈景润、潘承洞等一起师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毕业后，执教于中国科技大学，后被调来曲师。邵先生长期致力数论和运筹学研究，解答了关于艾多士除数性质的猜想、卡特院士关于数论函数值分布反问题的猜想，改进了华罗庚三角和基本定理，与陈景润合著数论相关著作，成为有影响的数学家，奠定了曲师数学力压群雄的基础。

邵先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只聆听过他一次演讲。那次演讲是在操场南边的林荫大道上，邵先生声音洪亮，语言生动，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他说，当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时，发现图书馆竟无人看管，就好奇地想试验一下，偷偷地拿了本书，走到门口时被电子监控器发现报警，解释半天方才脱身。还有一次到超市，发现有青岛啤酒，就好奇地拿起一瓶看看，不小心碰倒一片。没想到，经理走过来客气地说：“先生，对不起，让您受惊了！”这次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学们在演奏校园歌曲

曲师还走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科学家王恩多院士，出身于诸城相州的名门望族，196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曲师化学系。从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曲师任教。1978年，再度考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师从中国生物化学奠基人王应睐院士，先后主持国家“863”“973”等重大项目15项，揭示了氨基酰-tRNA合成酶作用机制，填补了酶与氨基酸相互作用的空白，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数十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国家科学院院士。我和王老师是同乡，她和蔼可亲，说话自然带笑。有一次散步，她谈起第二次考研得到了校领导的支持，因此对母校心怀感恩之情。

王恩多院士与学生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