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慰祖：老师韩天衡先生的叮嘱

天衡老师80多岁了。时光真如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的日子不知不觉过去，只有一路走来那许多往事的记忆，伴着我进入了老境，却似乎越来越清晰，感触也越来越深。

一、“在这个前提下把书法篆刻搞好”

我可以算是第一个函授学员。

47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江西山区的军垦农场写信给韩天衡先生，求学。那一年，先生32岁，我19岁。写这封信，不是贸然的。

兵团一年多来的生活，让我觉得工作大体还有规律，业余时间除了看书，写点随感，还可以重操自已的写字、刻印爱好，便利用探亲把存在家里的那些刀笔纸砚还有石章又带到了江西。隔一段时间，将自己的作业寄给小学书法刻印组的指导老师翁思洵、顾懋钧先生，我也很快会收到两位老师的批改指导意见。思洵老师的信是颤抖的手写的，却往往很长，附带会告诉我一些上海书法篆刻人物和活动的讯息。这是那时我与沉潜中的上海艺术圈子的唯一精神联系。

1972年，思洵老师信中转来韩天衡老师对我篆刻作业的评语，又说韩老师是他的旧邻，是一位篆刻功力很深的“后起之秀”，水平很高，鼓励我说他已在韩老师前为我先容，让我今后直接写信去请教，如能得到他的指点，必有更快提高。嘱咐我写信去时要附上邮票，又关照回上海见面应如何如何，说这是礼貌和规矩。

60年代，“篆刻”还是我从思洵老师组织起学校兴趣小组时才听到的名目，周围真没什么人知道是什么事儿。求学，很单纯，就是喜欢，至于学了能得到什么，完全是天方夜谭。思洵老师当时曾形容我是“固不知其乐所乐也”。求师也一样，就是希望得到指导。那时既没有什么协会，几位老师也没有任何艺术头衔。这和今天一些人学艺拜师和学有小成以后认不认师、认什么样的师有着各种各样说不上台面的考量，真是恍如隔世。

果然，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先生“深夜”写来的回信。信不长，除了对我的习作略有鼓励外，短短的几句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是篆法，其次才是章法、刀法和腕力。”此后几年中，无论寒暑我坚持每天中午写篆书，双钩本的《泰山刻石》和《邓石如白氏草堂记》以及思洵老师替我买来的《吴让之赵之谦胡亥甫篆书合册》都是在江西时写的较多的几种。信中附来先生的印蜕，也成了我摹习的范本之一。后来的创作实践让我深切体会到，这句话对我一生的学艺路径是那么的及时和重要。

从那时起，我的日常生活中更多了一份温暖的期盼。在那段气氛苍凉、生活艰苦、文化萧瑟的岁月中，思洵老师、懋钧老师、天衡老师的信和书籍还有艺术本身一起，赐予了我极大的慰藉和人生激励。

我的求学路上，心中的灯就这样始终亮着。

先生隔几个月将批点后作业寄回给我，让我有好几天的琢磨。别人午休时间，我以此为乐；晚上，班里同志钻进蚊帐了，我在油灯下看书、习小楷。大约是见我每个月寄去的作业很多，担心我醉心于爱好而放松工作，在1974年8月的一封信中“提请注意”：“要把工作和刻印的业余位置摆正，这也是挺重要的。”其实，一年多前他的来信末尾的那句话—“祝你在农场工作好、学习好，在这个前提下把书法篆刻搞好”，我一直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