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 | 理念的辉煌——再论五百年篆刻巨匠的出新

篆刻，是一门奇妙的艺术。以“篆”论，它纳文字于印，印化本身是布局的艺术，在方寸之地，线与线、字与字微妙得体的处置，计白当黑，气象万千，使其自具山川异域般瑰丽寥廓的风景；同样，枣栗之地，让书写意义上的线条，经过“刻”这一环精湛刀法的锤锻、再塑、升华，令其有如电闪、锥画沙、折钗股般咀嚼不尽的丰厚意趣。篆刻堪称是芥子纳须弥的小中见大的一门艺术。

篆刻艺术虽历时久远，印人众多。概括地讲，他只是少数印坛巨匠们辉煌的“推陈出新”史。而出新的风貌究其原由，又无不是他们拥有各自独特自塑的理念。

对于“理念”一词，辞海解释为“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又称“理论，观念（希腊文idea）。通常指思想，有时亦指表象或客观事物在人脑海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笔者认为实践是理念产生的根源。理念是与不断扎实的实践相关联，在实践中，所做、所思、所想，逐渐上升到理性的指导性高度的观念，始可称之为“理念”。

新理念，则是区别于前人、他人的，纯属自我而获得实践验证的发现、发明性的认识总结，这才算得上新理念。

在四十年前，本人曾经撰写有《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论五百年篆刻流派艺术的出新》的文字，首次对五百年的明清印史作了剖析性的总结。然而，当时的着眼点，只是从传承、风格、技法上着力，不免有着“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缺憾，未涉及到这些出新的印坛巨匠，对其所以能出新的理念源头进行梳理。在较长时期的研求思考中，笔者渐渐地理出了些头绪。刀出于手，手是由脑袋指挥的，脑袋又是由理念所支配的。新理念，正确、新奇的理念，方是印人孕育、实现创新特立的源头和本谛，是印坛巨匠生成新面的魂灵。没有新的理念，不可能真正地守正推陈，接过前贤的接力棒；也不可能承担起推动篆刻艺术勇猛前行的守正创新。

推陈有得，创新有成，关键还在于有独造的新理念。理念产生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结合理念的主宰、灵魂意义，试对明清一些代表性的群体和巨匠作一剖析。

一

在魏晋以后，纸张的普及替代了竹木简牍，公私印章的使用方式和手段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加之秦汉用字，尤其是篆书退出了实用的历史舞台……诸多原因，促使印章总体的实用性，特别是艺术属性出现了隋、唐、宋、元以降的近十二个世纪的式微。式微不是消亡，而是坠入低谷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印章的制作和施用，其普及程度、艺术水准，显然是不能与周秦汉魏相颉颃的。当然，此时也不乏创作和关注印学的匠人和学人乃至印作，但颓势难挽。史载，唐人即出现过“玺谱”，但早佚。宋元时期，也有关注于上古玺印的学人，但所见原物有限（因为周秦两汉的玺印，存在量极少，大量的官印都因被彼时的官制加以销毁，私玺印又多殉葬入土。）我曾研读到过十余种宋元印谱的史料，除元代赵孟頫手摹三百四十方印成《印史》两册，余都为付之枣梨的俗工翻刻木板印刷的中古印谱，而其摹刻水平则是称得上面目全非，见《沈润卿刻谱》。这也难怪，其时辑谱，除赵孟頫外，多非出于艺术的本心。如李邴是着眼于“古文奇字”；揭汯着眼于“遗文旧典”；王沂着眼于“稽时世先后，书制度形象，考前代官制，辨古文籀篆，分隶之同异。”故而印人读到此等灾及枣木的印谱，以为多不可取，连明末翻刻水平尚好的顾氏《印薮》，印人甘旸也尖锐地认为：“翻讹迭出，古法岂不澌灭无遗哉。”又如陈钜昌对木版翻刻的印谱亦称：“梨枣所传，十不得五。即抵掌叔敖，犹效颦里妇，加之蠹鼠，遂极鲁鱼，即锈蚀遗文，已非其旧。”把这类翻刻印谱说得一无是处，丑陋无比。其实，这些宋元印谱，也还是内蓄着大信息量的珍贵史料。除去艺术性缺失，自有其可贵的存在价值。此外，今所能见到的唐、宋、元印实物，就中也还有可取的时代特性和可取的艺术品质，乃至偶具清新可人之品，是不应轻率地一概抹杀和否定的。

《沈润卿刻谱》选

二

晚明，在中国篆刻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决定了篆刻艺术要印起千年之衰，成了衰极而盛的历史性转折点。此时，诸如易于受刀而晶莹的青田石在印坛的广泛引进采用；以顾从德集辑的上古玺印原物精准钤拓的《顾氏集古印谱》问世，为好古好印的彼时文人提供直面亲炙上古玺印经典的学习借鉴范本。际遇交汇，长久以来渴望刻印的文人群有了亲历亲为篆刻之乐的机会。刻印的热情如开闸之洪，沉寂的印坛由寒冬急转盛夏，队伍庞大，情趣高涨，印谱、印论叠出，的是果实累累。从而，在印坛开启了足以与周秦汉魏相对峙又一高峰的大幕，这也就是被我们定名为“明清篆刻流派印”朝气蓬勃的新时代。

明顾从德《顾氏集古印谱》首页

诚然，在晚明这短暂的时段里，文人印家，蜂拥并活跃于印坛。时人的集古印谱、自刻印谱，乃至印学论著即不下百数，说是异军突起当不为过。笔者当初曾将其中最具代表性印风的印人，遴选出文彭、何震、苏宣、朱简、汪关五大家。他们是彼时杰出的巨匠，但又都无不具有初生代篆刻家的特质。总体而论，他们的理念是推倒中古、跨越中古，直追上古的“印宗秦汉”。在流派印章的初生期，这种学乎其上的“复古运动”和“回归意识”，它不同于后世的守旧恋古，在彼时都是必要的、有益的，合乎逻辑的。即使在这理念集体化“印宗秦汉”的时段，睿智的初生代篆刻家里，从“篆”与“刻”的两端考察。在“刻”的方面，也不乏有新理念的印人。以前，古人治铜玉牙印不可能施用的爽劲直驱，何震面对青田石的利于奏刀，顺应地创造了以直冲刀法治印。在“篆”的方面，他注意到力求篆文的讹误有本，称“六书不能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并首创了“刀笔兼得”的冲刀刻印及切刀刻款的技法（如何震《芳草王孙》印）。在今天看来都不算稀奇。但在彼时可是一种旷古未有的发明，是独领风骚的。又如朱简，也对此前择篆的荒诞不经，编写有《印书》的篆文字典（孤本，未出版过）。“刻”也大别于何震的强冲，而是以适应印石的切刀为主的技法。避同求异，开了先河。在“印宗秦汉”的初生期，也算新理念支撑下的创造。但其步伐欠大，也是实况。故而，清初秦爨公以苛刻标准衡量彼时及先前的印坛称：“未脱去摹古迹象。”但初生期的局限如影随形，庶不可免，非但不必厚非，还得为之鼓掌才是。

明文彭三桥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