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得到第三个惊人发现:真正完整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向外立身”与“向内修心”的双向合一。《花神》完成了人文主义的肉身解放,告诉世人,人因鲜活自在而美好;《蒙娜丽莎》则完成了人文主义的精神纵深,并向世人宣告,人因灵魂独立而高贵。前者打破人的肉体禁锢,后者治愈人的精神贫瘠,二者互补,才是文艺复兴完整的人文审美。
第四个问题,解锁大众困惑:完美明艳、色彩封神、无懈可击的《花神》,为何大众知名度却低于《蒙娜丽莎》?艺术的终极感染力,究竟源自极致完美,还是基于素朴柔和?
单论画面完成度、视觉冲击力、技法成熟度,《花神》几乎找不到短板。色彩搭配堪称教科书级别,人物气质典雅动人,形体塑造精准,细节肌理入微,是一幅“满分神作”,初见就能获得几乎所有中外观众的青睐。今天的大众流行审美虽崇尚“以瘦为美”,但仍挡不住许多“骨感”女孩在体现丰腴之美的《花神》前面排起观展打卡的队伍。反观《蒙娜丽莎》,初看没有惊艳的视觉冲击与华丽的画面加持,色调暗沉、人物朴素。但就是这样一幅看似普通的作品,110年以来,几乎已经成为全球艺术的标志性符号,公众热度远超《花神》。这是为何?答案就藏在这两幅作品传奇性的收藏经历中。

贾科莫·皮奇尼 (Giacomo Piccini)版画《花神》
23.7×18.4cm,1635-1670年
大英博物馆藏
《花神》问世后,迅速成为备受推崇的女性形象典范,并被大量复制为蚀刻版画,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1635年,荷兰历史学家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从西班牙驻阿姆斯特丹大使唐·阿尔方索·洛佩斯的收藏中发现了这幅作品,并由此开启了对“花神”这一主题的辨识。后来,这位大使将《花神》卖给了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威廉大公,使其正式进入哈布斯堡皇室收藏体系。1793年,该作品被当作维也纳贝尔维德雷美术馆与托斯卡纳大公之间的艺术交换品运往佛罗伦萨,此后便长期作为乌菲齐美术馆的核心馆藏留存。《花神》吸引了大量艺术家前来临摹,深刻影响了后世众多画家,为服装设计、饰品设计、时尚设计等领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蒙娜丽莎》的收藏史则更加离奇。达·芬奇去世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购得此画,使其成为法国皇家藏品。从1797年起,《蒙娜丽莎》已在卢浮宫对外陈列,但最初并未获得“顶流”地位,仅作为众多文艺复兴时期名作中的一幅存在。在1911年《蒙娜丽莎》失窃之前,它被挂在方形沙龙(Salon Carré)的墙上。《蒙娜丽莎》画幅尺寸仅为77×53厘米,在方形沙龙满墙巨幅名作中显得尺寸较小,因而在视觉上并不突出。后来之所以成为世界最著名画作,是其艺术成就与多重历史事件、文化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1911年之前的卢浮宫方形沙龙照片,画红圈的是《蒙娜丽莎》。(下)上图局部。
1911年8月21日,卢浮宫原员工文森佐·佩鲁贾将《蒙娜丽莎》藏于工作服下偷走。直到第二天下午,卢浮宫的管理者才发现该画作被盗。警方极力侦查此案,历经两年,一无所获。大量好奇的观众涌向卢浮宫,为的是观看墙上空缺。这件盗窃案不断登上国际头条,引发全球关注。直到1913年11月,盗贼给佛罗伦萨古董商阿尔弗雷德·杰里写信,希望他购买此画。在阿尔弗雷德·杰里鉴定此画为被盗的《蒙娜丽莎》之后,他说服盗贼回酒店等候奖金,然后立即报警,将盗贼抓获。意大利议会在经过激烈讨论后,决定将《蒙娜丽莎》送还法国。此画失而复得之后,媒体更是大肆报道,使其从“艺术名作”变为“全球文化热点”。上世纪60年代,《蒙娜丽莎》更是横跨大西洋抵达美国,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展示了52天,近200万美国人参观了这件杰作,成为冷战时期的“外交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