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高等教育新时代与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建设“新文科”的五个“不变”和六个“新”

大学里不同的学科可能承担着不同的创新使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创新是新发现，有了新发现，形成新概念，总结新规律，因之成为自然科学，特别是基础学科，重在对于自然规律的发现。对工程技术类的学科来说，最重要的创新应该是创新方法，新工艺、新路径、新材料等都属于方法创新、手段创新。

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当讲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时候，人文学科的创新就是发现价值，因为人文始终是和人打交道的，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价值选择。人文学科的创新是创新生活方式，而处在灵魂地位的是发现价值。如果能发现新的价值，就可以创新新的生活方式。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经、管、法等是社会科学的代表性学科。我们的创新是什么？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创新应该是创新思想，所以理论创新最高水平的代表是新思想的产生。法学素有社会科学之王之地位。法学思想的创新有赖于法学院校的理论创新。当然，因为我们的学科具有实践性，所以在创新当中很大一部分力量可能用在推动制度创新上，制度创新离开思想是无法前行的。所以很大程度上法学院校水平的高低，前面看人才培养的质量，后面看能产生多少思想，这就是第二个基本职能，这是不变的。

3.结合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提供咨政服务

第三个基本功能是由学科的特性所决定，一定要紧密地结合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所以咨政服务为国家制度的发展、制度的变革献计献策，应该是法学学科的第三大使命，这个功能也对应着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为国家的法治建设直接提供我们的智慧。我们服务的功能，有做的很好的一面，比如1978年以后的所有立法都有中国法学界的参与，为法律体系的形成贡献了法学界的力量，也为司法体制改革贡献了对策。但可能到目前为止总体上还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在国家的第一批25家高端智库里仅有武大国际法所一家。现在培育的国家级的新智库中也只有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被纳入。十八大以来的1500多项创新措施，360多个创新的文件，我们法学贡献的很少。我在政法委工作的时候法治方面的改革一共推了192项，要从法学界汲取一些智慧，请大家坐下谈怎样改革，而我们法学界谈的总体觉得跟实践差一段距离。所以怎样为国家法治顶层设计服务，咨政、贡献对策目前是我们的弱项。

我举三个例子，实际上都是对我们经历过的历史。第一个例子是1990年我们争取到了世界法律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机会，是年世界的法律家都聚拢到中国，中国作为主办国当然要出自己的法律节目。这个节目是模拟国际法庭的对一国向另一国索要被掠夺的文物一案的审判，中国法律人扮演埃及作为原告，向国际法院提出要把法国从埃及拿走的方尖碑要回去。大会组委会在从中国法律界遴选能熟练运用外语进行国际诉讼的法治人才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扮演法官或国际律师的人才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是WTO谈判，当时能够参与WTO谈判的中国法律人才不超过3个人。第三个例子是中美贸易谈判，中国的谈判团队里面法律人才是很少的，但美国的谈判团队是以法律专家为主的，莱特希泽是破产法专家，姆努钦也有法律背景，商务部长罗斯也不例外。法学教育为咨政服务、为国家做贡献是我们法学院校应有的基本功能。但这个基本功极不扎实。

4.塑造全社会的法治文化

第四个功能，法学教育应该走向社会，塑造法治文化，促使社会树立法治信仰，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引领社会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