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创新比技术进步更重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

|访谈|

记者：您于2013年在中国出版的《大繁荣》一书在中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激励了大众创新的潮流。您的新书《活力》同样在呼吁创新，为什么时隔8年您仍希望继续这个课题？和《大繁荣》相比，它有什么延续和突破？

费尔普斯：在《活力》中，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主要尝试收集证据，以检验《大繁荣》中的“价值观对创新很重要”的假设。要知道，一些价值观鼓励创新，而另一些价值观让年轻人更愿意选择非商业部门的工作（包括私人和公共部门）。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和18世纪自大卫·休谟开始出现的现代主义，以及19世纪克尔凯郭尔、尼采和威廉·詹姆斯的哲学在当代是否仍然受到追捧。在《活力》中，中国读者可以读到我们对这一假设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

记者：您在《大繁荣》中指出，来自普通人的创新而非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乃至“大繁荣”的真正原因。在《活力》中，您和您的合作者用统计学方法证明了这个观点。根据你们的新发现，为什么来自普通人的创新比技术进步更重要？

费尔普斯：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重要的经济学家阿瑟·斯庇索夫，以及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都认为，创新来自科学家和探险家的发现。企业家必须筹集必要的资金，来对这些发现进行开发和销售，最终推向市场。

对此我持相反意见。我认为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大量创新主要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自主创新的结果。《活力》中的其他一些统计结果无可辩驳地表明，大部分经济增长来自人们在工作之中的新想法。如果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受正确的价值观驱动，新想法会更多且丰富，会促成更大的创新。这些正确的价值观包括活力主义、自我表达的渴望和敢于对未知进行探险。

记者：您在最近的采访中认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会有助于中国的创新前景。有意思的是，您在《大繁荣》中引用了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ond)的研究，认为在17世纪或者更早时期，中国人口远超英国和美国，但这对于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并没有起到帮助，那么，中国的人口和创新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

费尔普斯：我认为，在17世纪的中国，创新遇到了巨大障碍，而今天的中国一直欢迎甚至赞扬私营部门的创新。

记者：您在书中写道，“强调教育孩子服从的变量对价值观的潜在变量具有负面影响，因而它可能会减少创新。”在社会财富不平等状况加剧和教育回报率上升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逼迫孩子去追求更高的学业成就，中国很多家长堪称“虎妈”。我们该如何改变我们养育和教育下一代的方式，来提高国家的创新水平？

费尔普斯：我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但是我一直在鼓励我的国家，即美国，将描述创造新事物和进行冒险生活的小说、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重新纳入高中课程。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让学生接触到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很重要。我敢肯定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展示出了相关才能。

记者：您认为，积极的现代价值观可以促进创新。在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指出，公众是否““接受竞争”对生产率有很大影响。在大多数人认为竞争是有益的、在工作中积极发挥主动性的国家，经济的生产力会比较高。但是对于如今中国的很多年轻人而言，高强度的工作制度让他们疲倦，“躺平”、“摸鱼”成为流行词汇。这样的态度在全世界都有所涌现，例如韩炳哲的《倦怠社会》在全球都是畅销书。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对这样的局面，企业管理制度是否也需要某些程度上的革新？

费尔普斯：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想说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普遍工资水平仍旧偏低，以至大多数的年轻人（即使其中有富有想象力的人）被迫接受高薪工作，不管工作本身有多无聊。我相信，随着中国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将有能力从事更有趣、更刺激、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不是高薪的无聊工作。目前的十年可能会检验这一信念。

记者：我们可以在《大繁荣》中看到创新的减弱和不平等之间有所联系。和富裕群体相比，边缘群体在衰退时所受损失占比更大。创新的衰落是今天不平等加剧的根源吗？

费尔普斯：我确实认为，美国总体创新的放缓（即使是在硅谷，近年来也有些放缓）已经对人们的态度和愿望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美国亟需重整旗鼓。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