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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集锦】(76)|共同富裕要从““保上学、保看病、保养老、保住房”开始

【李想集锦】(76)|共同富裕要从““保上学、保看病、保养老、保住房”开始
2022-05-14 14:40:33 来源:中华网山东频道

——答复明天

你提出以人民幸福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矛盾的问题。前一阶段我确实写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章,有十多万人点击,一时颇有影响。

昨天的文章我也同意而且拥护以人民幸福为中心。其实这两个中心是并不矛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而现在提出的以人民幸福为中心,实际上是和坚持党的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的延伸和发展。一个是对前而言,一个是对后而言,这反映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如果有意把他对立起来,便是不好的。

我认为习近平同志的经济思想是明显的。从2013年、2016年和2019年的讲话,他对待人民的幸福越来越具体,就如王立胜引用的领导讲话。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里,包括了需要保障的内容。

从历史发展阶段、从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范畴出发,有不同的表达。我们没有必要对立。

消费主导论朝前走一步,就是人民幸福论

——答复许力天

你同意我消费为主导的实质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观点。很好。

消费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谁,为什么生产,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从政治学上考虑的更多。

我在2008年后的研究是侧重于经济学的研究,在生产、消费、分配、流通这个链条,我从生产中跳出来,把消费放在前端。消费这个环节是联系生产与人民中间一个词,消费主导论,再朝前走一步,就是人民幸福论。你把消费问题解决了,生产是这个链条中的第一步,而消费是源头论动力论这一点,当时是在对吴炳新先生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的。后来,在他的基础上提出消费主导论。我觉得先从经济学,后从政治学,然后再从政治学倒过来改造经济学,这可能是一条思路。现在讲到人民幸福为中心,共同富裕和供给侧结构改革还是连不起来的,中间应该有一个消费,以后再讲人民幸福,从理论上讲是一个链条,缺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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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导型改革似乎比供给侧结构改革更彻底

——答复晓丁

我的消费主导论其实是从吴炳新那边来的,是阐述他的思想的一种升华。

你讲到吴炳新关于消费论的研究问题。我记得那一年吴炳新是68岁,他研究消费论研究了5年。我曾经以孔夫子68岁以后不再出国游说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是定心写书六年,以此来赞扬和激励吴炳新先生。

吴炳新先生是实践性特别强的人,他当过很多年的老总,晚年研究消费论,我是作为朋友帮忙而参与他的研究。我觉得后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实际上属于消费主导论的改革,因为供给侧结构改革,供给说到底还是生产问题,应当属于消费论的范畴,吴炳新的贡献是历史性的,我看比那些很多教授们要研究的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很久没有和他见面了,见面请向他问好。

对解决就业的小微企业应该大规模减税

——答复民人

对国有资产租金和利息的一部分,弥补政府财政在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开支的不足,可以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个已经开始做了,山东是做得最早的,国务院国资委后来也肯定了。

对企业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我们的政策只应该消除超经济剥削、杜绝寄生性收入、抑制垄断性资本的扩张,不要打中小企业主的主意。

中小企业主的主要社会职能是创造就业岗位,为社会积累不是他们的主要职能。我们不仅不能过早地提高他们的所得税的税率,还应该继续对他们轻徭薄赋,为他们的资本积累、积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对就业为主的企业,不要增加税,甚至要取消。

“四万亿”和经济增长主义

——答复江湖

你说起我在金融危机初期给总理一封信,确实与自己对GDP增长主义是有看法的。当时的理论研究没有白费,对消费论研究对外界起多大作用,我不敢说,对自己给中央一封信转变金融危机的事情,理论上是起到支撑作用的。

实际上,当时的四万亿投资,从战略上说是没有错的。后来问题出在策略上,出在节奏上,投得太快,而且对经济增长留下隐患。现在看来,对人民幸福问题,也考虑不够。

GDP增长主义与人民幸福并不能划等号。经济增长起什么作用,对人民的富裕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当时的四万亿,后来的楼市、股市都是这四万亿抬起来的,通货膨胀也都与这有关系。

实际上,当时的四万亿投资,从战略上说是没有错的。后来问题出在策略上,出在节奏上,投得太快,而且对经济增长留下隐患。现在看来,对人民幸福问题,也考虑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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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

——答复山重水复(一)

你讲的住房问题,不应该是市场化这么严重,可以用市场化的手段,不能用市场化的道路。吃穿住用行这是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方式,基本的需求,我们社会主义是为人民的,人民的基本的生活条件不能保障,那我们搞社会主义做什么的。吃和穿是基本的,正因为饥寒交迫,奴隶们才起来跟革命的,一个是吃饱饭,一个是有衣穿,这是社会主义的责任。

后来房地产发展到这种程度,当初的领导提出来还是有责任的。你明明知道日本、香港是这样,为什么我们非要走这条路?难道没有想到吗?市场经济是指他的手段和方法,包括激励机制等等,但是发展道路由市场决定就麻烦了。老板们天生是想赚钱的,所谓社会责任,只是一种文化氛围而已。所以我提倡社会主义“四保论”,保上学、保看病、保养老、保住房,这是一个最低生活性的保,低层次的保,而不是说很好很高。社会主义首先是明确四保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社会保障主义,按照我现在的话,叫四保主义。

住房的改革只能向社会主义方向改革。还有种种保险,也要改革。政府至今还在企图用强制储蓄、商业保险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这实际上是把公共品商品化,把市场经济限定在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如果国有资产不继续流失,在形式上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分配,还是不能确保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社会占有。我国政府通过税收已经占有剩余价值的大部分。但是社会保障制度进展还是缓慢,要在这方面要动脑子。

大家看习近平总书记从2013年以来多次讲话,讲到这几个问题,其实领导是要求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只是我们学习的不够,领悟的不够,研究和解读的不够。

搬“四座大山”,不能“不找市长找市场”

——答复山重水复(二)

为什么出现“四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太相信市场了,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市场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起“决定性作用”。搬“四座大山”,还是要找市长。

不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政府,肯定不是全民的政府,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把微观上的按要素分配和宏观上的社会保障分配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以社会为单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市长把主要力量用在保民生上,而不是市场上。现在常常失衡,原因要找到。

党完全可以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凭借国有资产的优势,平衡特别富裕阶层和广大贫困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以直接消灭剥削为号召,而是坚持共同富裕为号召,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上学、保看病、保养老、保住房,使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实际上归社会所有,达到事实上基本消灭剥削,建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社会。

这里也有一个原则,就是“四保”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提出,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所以,市长抓“四保”,也不是什么都包起来,也不能什么都搞得很高,毕竟我们是欠发达国家,差距大,要一步一步来。这一点,开始就要讲清楚。

来自实践的理论家最管用

——答复刘文胜

文胜好,你说的有实践经验的学问家,格外让人尊敬。我则认为来自实践的理论家最管用。我相信这个话,我研究资本经营理论提出时,是在胜利油田一个花岗石生产线的主张中产生的,后来研究消费主导论是因为吴炳新这个草根理论家,从他的启发中得来的。昨天的文章讲到王立胜他是当过书记县长的,所以他们是从实践中出来的理论家,他们有发言权,也敢于做自己的结论的,他们提出的东西往往比单纯的理论要好。

我这几十年创造的理论,差不多都是实践的总结,甚至谈不上是理论。但是在实践中的影响力超过了许多理论家,我觉得这种努力还是值得的。

对袁大成我并不熟悉,我们同时在三个群内。而在经济学家群内,连发8条信息,达1200字。写出这些观点打出这些字,也要费些时间的,谢谢。我选他的观点转录于后,并表感谢。李锦

附:袁大成观点

1、消费与GDP增长并不对立,实际上,没有消费就没有GDP。那种让人民勒紧裤带过紧日子的发展方式,是无法发展起经济的,除非是外向型经济,才可以把国内生产与国内人民的消费水平隔离开来,否则,经济发展必然会掉入低等收入的陷阱,GDP不可能增长的。

2、中国人一直所信奉的思想就是:勤俭→干活→积累→富裕,是农耕时代自然经济的经验烙印,并不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聚焦于供给侧的生产,一直强调“先把饼做大”。中国的“大跃进“等等其实都是在忙着搞生产,忙着先把饼做大。其实不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如此,在二战之前,世界各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都是是追求利润极大化的效率至上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他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实践中,这种观念导致了东方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下的普遍贫困,最后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

3、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原东方国家的经济失败,就是东方经济的积累主义败给了西方经济的消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败给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4、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史称凯恩斯革命。这个革命就是在经济学上与若干传统的标准学说决裂。

5、这些标准学说就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这种微观经济学被东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下来,也相信剥削而来的剩余价值越大,资本增值越快,社会经济发展也越快等学说,所以“社会主义“也就变成了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极端资本主义。

6、所以我认为:对于社会经济体系来说,比起体制这个硬件,理论软件更重要。原东方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由于在理论上秉承了“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一套原理,为了追求所谓的“社会主义积累”的极大化,把廉价劳动力当成了“优势”,人民岂能不穷?这必然导致了整个国家掉入了贫困化陷阱,导致了内需不振,经济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7、但是中国那些愚蠢的补课论者还嫌过去剥削的不够狠,因此要补上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课,让中国从原先的国家资本主义走向了私人资本主义。

8、其实,中国当时需要的并不是体制改革,而是机制改革,就是把原先靠廉价劳动力省吃俭用的求积累的微观经济学思想,改变为关注整体经济体系的动态平衡的宏观经济学思想,就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起飞。然而,由于理论的贫困,中国的经济改革成了打破大锅饭为口号的体制改革,造成了更多的失业,导致了经济更加困难。改革了十几年后,十亿人口的中国的GDP竟然落在了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一个零头的加拿大的后面,农民卖粮竟然得不到钱,只能领”白条”,中国经济更加困难重重。

9、后来适逢国际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卖不出去的产品,以其低廉的价格打开了国际市场,才开始走出了国内市场狭小的困境,中国因此成为了世界工厂,GDP可以与国内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脱钩而增长。由于不遗余力的拼命出口,中国经济才缓解了因为自己国内人民收入低下而导致的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让中国的GDP有了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也让中国付出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等巨大的代价,而且特朗普一打贸易战,中国经济马上就会出现问题。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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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责任编辑:周龙)
关键词: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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