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集锦】（154）丨啃下中钢这块“硬骨头”，堪为三年改革收官之作

如果中钢集团走向破产倒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也是摆在国资委面前的问题。

临危受命的贾宝军曾被寄望扭转中钢集团的困局，但三年之后，国资委对中钢的领导班子再次做出调整，贾宝军离职，徐思伟接任。继任者并没有扭转中钢的困局，后来刘安栋继任。

中钢的债转股，难于重组。国资委寄希望于债转股式重组。从2014年12月开始，国务院让银监会法规部协调召开中钢债务会议，中国银行等牵头成立债委会，就如何处理中钢债务问题进行谈判，但由于几方分歧过大。根据债委会的统计，截至2014年12月，中钢集团及所属72家子公司债务逾1000多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债务近750亿元，牵涉境内外80多家银行，还有一些信托、金融租赁公司。当时中钢及相关部门希望银行能够消债，但遭到了来自农行等债权行的坚决反对，农行在2014年已将对中钢的50亿元贷款直接划为了不良贷款。轧钢

在2014年底债委会统计的740亿中钢债务中，包括中行约120亿元、工行约110亿元、交行约90亿元、农行近90亿元、国开行近80亿元、进出口银行65亿元、光大银行近40亿元、盛京银行13亿元。由于中钢的业务性质，大部分银行跟中钢做的业务都是开信用证，类似于信用贷款，较少资产抵押，银行追债清偿更为艰难。除此，外资行对中钢集团尚有约20亿元的贷款，中钢还通过信托、融资租赁、企业债等融资逾40亿元。轧钢之家ID

2014年年底，国资委有让银行消债的诉求。当时提出，让银行债务停息挂账在中钢股份，逐年核销，但银行方面如农行等难以接受这个方案，仅同意暂时免息，但免多久、免多少均未达成一致意见。银行很有意见，重组一下就变成一个壳公司，资产腾挪一下，包袱就丢给了银行。当时，我也接受记者采访，开始支持，后来看银行意见，也不再说什么了。为解决中钢的问题，国资委曾想把中钢拆分重组给几家央企，但没人愿意接。中钢自己曾有意申请破产，听说被国资委领导制止。轧钢

中钢的被托管，瞩意重组。2020年10月，国资委决定，由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对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托管，这就意味着中钢集团由一个副部级的央企管理了，所有重要决策，包括人事调整都是宝武说了算了。重要的是，为宝钢重组做了准备。轧

中钢的收盘，成于重组。昨天，国资委终于宣布这个结果。完成债转股的中钢集团随后开启了二次创业，并在2017年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1.4亿元。2021年，中钢集团营收703亿元，净利润4.6亿元，持续五年盈利。刘安栋这几年还是见成效的。

但公司债务负担仍然较重。截至2021年底，中钢集团总资产756.4亿元，负债总额708.4亿元，资产负债率超过93%。中钢集团今年在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公司债务重组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与债委会就转股、留债展期降息达成初步共识。重组后，中钢集团资产负债率预计降至60%左右。

最后这个两年过程没有披露，宝钢托管的经验，其成功的东西值得总结。回顾这个过程，觉得国资委工作也不容易。开始考虑过国资委为中钢补窟窿，因为不符合财政预算，没有合理的理由。如果中钢解决不了债务问题，则可能面临破产或被并购重组。最后，还是以重组解决问题。

这三年改革，可能有很多这样生动的案例。这下子，我们更得高看宝武了。

中钢集团20年发展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发现，重组扩张成功与否在于指导思想与理念。如果以速度规模为主导，在资金链上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度授信之后的过度扩张，再叠加市场变化、疯狂的托盘融资业务，终而失去了造血动能。在2007、2008年扩张速度太快，杠杆用得太足，行业一旦下行就暴露了风险。我们理解党中央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期迭加、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与2017年确实高质量为主题的意义。们我

中钢集团的变化与结局，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哪一任经营者的问题，而是历任经营者都需要认真反思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在上升之时，许多矛盾被暂时掩盖了。一旦行业进入调整期，就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中钢被宝武集团重组，就是最好的例证，也是十多年艰难努力获得最终的结局。

很多产业到了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候，尤其是那些看似模很大，实则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也会在新一轮竞争中被淘汰、被洗牌。不光是钢铁行业，其它也是如此。在总结三年改革时，通过回顾中钢改革史，我们觉得“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来。所以，我说，把宝武中钢重组视为收官之作，也是可以的。（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