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轴心时代的制度企业家

中国春秋战国期间诸子百家的创始人都是从传统社会中游离出来、取得自由身份的下等贵族——“士”。这些士人在政教合一（“官师治教合”）的时代，由于受职位所限，只能考虑具体的问题(“器”)，没有超于职位以外论“道”的意识。但在政教分离（“官师治教分”）之后，他们开始有了寻找超越世界的“道”意识和责任感。诸子百家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想为天下立“道”，找到人们正确的行为规范，使社会从“天下无道”走向“天下有道”。他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不同学派对“道”的理解有异。当然，像商界企业家一样，为了兜售自己的东西，每个人都采取差异化战略（differentiation），强调自己的思想与其他人不同。

其实，不仅在中国，还是印度、西南亚，还是希腊半岛，当时伟大的思想家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都在寻找救世之“道”，都在试图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比如说，正是忧心于当时雅典腐败的政治和不存在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则，苏格拉底才试图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发现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的指导。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行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能为贫苦阶级接受的“和谐社会”，他为此提出了由四个等级组成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试图寻找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秩序。

道虽不同，但有共同价值规范

轴心时代不同的圣贤给出了不同的“道”，但就指导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而言，他们的道有许多共同之处。过去我们习惯于谈论东西方古典思想的差异，这种差异确实存在，但现在看来，这种差异被大大夸大了。事实上，中国诸子百家之间的差异可能并不小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比如说，儒家理想国与道家理想国之间的差异绝不比儒家理想国与柏拉图理想国之间的差异小；古希腊诡辩家与中国道家的共同之处远大于儒家与道家的共同之处；墨子与耶稣之间的差异未必比墨子与孟子之间的差异大。或许，不同学派之间的最大差异是有没有上帝和天国。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西方古典思想家拥护民主，而中国古典思想家拥护专制。事实上，古希腊对轴心时代思想真正的贡献不是来自对民主的赞扬，而是来自对民主制度的批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位贤圣都是民主制度的坚决反对者。

那么，轴心时代杰出的制度企业家给出的人类行为应遵守的共同价值规范有哪些呢？我总结为以下五点：（1）以人为本；（2）推己及人；（3）互助相爱；（4）诚实守信；（5）奖善惩恶。

以人为本

轴心时代的绝大部分思想家都认为，人是所有生物中最高贵的，人类是万物之主，只有人是理性动物，社会秩序的目的就是人的幸福。亚里士多德为所有生灵设立了等级，人在拥有“机械性生长”以及感觉能力的同时，还有理性，因此人类的灵魂比动物和植物都优越。孔子的学术完全以人为中心，“仁者，人也”（《中庸》），“人，天地之性（生）最贵者也”（《说文》）。荀子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墨家更是以人为本，主张兼爱，人人天生平等。耶稣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愿望创造了人，对人情有独钟，赋予人理性；上帝的爱包容全人类，而非个别的小团体。佛教讲爱适用于一切生灵，但出于轮回转世的目的，也把人列为最高级的生物。

既然人是万物之主，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就都必须以增进人类的幸福为出发点，而不能以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更不能为了一部分人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应该是“道”的标准，也是判断善恶的标准。儒家讲“正德、利用、厚生”，就是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行德治。法家最大的问题是把“富国强兵”作为目标，所以他们设计的游戏规则经常是反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