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集锦】（277）丨国有企业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高质量发展有“五大难”

事实上，当前我国企业与产业体系存在不容忽视的梗阻与短板，规模优势下的质量优势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可以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质量与国有企业两个维度厘清并剖析当前存在的制约因素，认识我们要摆脱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从国家层面看，有五个方面值得重视。

表现一：长期依靠资本投资刺激的路子，全要素生产率低。

高质量发展要重视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我们劳动的生产率低。劳动的生产率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资本劳动，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1978年到1994年，对于整个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基本上是五五开。因为人的效率是有限的，就得靠投资，买新的设备，建新的生产线，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到了“十一五”期间，资本的投入在加大而效率在降低，资本劳动比对经济的贡献被放大到了60%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30%多。投再多的资本，也创造不出来效益。整个产业的资本效率是不高的，而且已经不是一个行业问题，而是一个经济规律，是资本的经济报酬在降低。到了“十二五”，问题更加严峻，资本的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效率的提升进一步降低，降低到三分之一以下，我们不得不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增长上来，这时候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的概念被写到党的报告当中。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改革资本配置的效率，这么多年高速的增长，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另外是企业的生产效率，就是微观主体的效率。我们必须找新路，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供给侧改革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包括产业结构调整，还有微观企业主体活力的提升，也就是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具体看，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四个难题，一是库存高，二是产品开发周期长，三是同质化问题，四是利润低。传统企业发展的模式就是大规模的投入、大规模的生产、大规模的广告、大规模的分销。这些多少年来已经习惯的套路，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表现二：科技不足，存在自主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风险。

我国在技术迭代升级上有一定优势，但在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转化应用程度相对落后。当前，全球分工体系重塑，“逆全球化”趋势凸显，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的风险。一方面，实现科学技术的基础原始创新和突破性创新，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连续投入和研究探索。另一方面，我国核心技术研发的支撑体系逐步建立但仍不够坚实，存在三个不协调问题。一是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当前我国部分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难，转化渠道不通畅，不能完全满足产业发展质量要求；而一些产业部门对技术的需求也不能引起科技创新部门的注意，阻碍了从“研发”到“生产应用”再到“大规模使用”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难以实现对核心技术问题的及时反馈。二是人才与创新的不协调。我国虽然人才总量庞大，2022年研发人员总量达600余万人，并多年保持世界首位，但顶尖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以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的数量为例，我国目前只达到美国的20%。究其原因，人才培育机制、人才流动机制与创新发展出现脱节与不协调。我国教育体系在“综合素质”和“创造性学习能力”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考试制度有利于平均水平人才的成长，而不利于顶尖人才的培育，造成顶尖人才流通和供给不足的困境。三是政府研发投入强度与产出效率的不协调。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仅次于美国，但我国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扶持偏向于产业链末端的大规模企业，而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小微企业研发支持力度不足。另外，在政绩考核导向下，部分地区的经费支出盲目性较大，导致成果产出效率和质量不足。

表现三：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价值链难以向上攀升。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一定程度的“低端锁定”状态。一方面，表现在产业结构体系还有较大优化提升空间。从行业分布结构来看，产业发展内部结构亟待优化，以制造业为例，内部结构中传统资源加工和高能耗制造业占比较高，而中高端制造业占比较低。从发展区域结构来看，产业发展的区域协调度不高，上海、北京、天津已经步入到后工业化阶段，大部分东部省份处于工业化后期，而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各地竞相布局新兴产业，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同时也意味着部分行业存在低端供给、产能过剩的风险。另一方面，表现在产业结构体系高端化特征还不够突出。从传统产业重塑来看，第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最高，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步伐远快于其他行业。但相较而言，制造业更亟须数字赋能。当前我国数字底座和数字底层技术自有率低，高性能先进传感器和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90%以上依赖进口。因此，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高端化能力亟待提升，价值链向上攀升受阻。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来看，仍然面临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要素市场建设不完善和产业布局优势错位等问题，还未成为主导产业。从产业融合发展来看，我国产业融合发展的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水平不够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乏力。

表现四：跟制造业强相关的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增加值偏低。

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结构比例与世界不同步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0%左右；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全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仅12%。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2.85万亿元，但一半以上是生活性服务业。因此，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使我国服务贸易从目前12%的比重增加到全部贸易总量的30%，使高端制造中服务价值达到终端制造产品总体附加值的50%左右。

表现五：产业的绿色化发展难，现代化进程也相对较慢。

我国倡导走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绿色低碳方面成就巨大。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客观上给资源环境的承载提出巨大挑战。从转型目标来看，2020年中国制造业单位总产值碳排放强度约为5.6吨/万美元，高于部分发达国家；而要实现“双碳”目标，预计中国2035年碳排放强度有必要下降至2.0吨/万美元以下的水平。目前差距仍然较为明显。从产业特征来看，中国能源禀赋偏煤，工业的生产过程需要用到不少高碳能源，是碳排放强度最大的行业。制造业面临转型压力较大，是未来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和难点。从绿色低碳技术来看，由于高端要素资源在产业的绿色化领域的布局较晚，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及相关服务业等绿色核心产业的投入和发展相对不足，一批关键绿色低碳技术亟须重大突破。我国产业的绿色化因为各种原因发展最难，现代化进程也相对较慢。

显然，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影响并决定企业发展的质量。

第四个问题：

国有企业有待提升的四个空间

从国有企业角度看，有四个空间有待提升：

一是国有经济效率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整体资产收益率偏低，国有经济运行效率有待提高。2012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国有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出现持续回落；2012年国有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为2.8%，2020年下降到1.6%。现阶段，国有企业总资产收益率水平低于我国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大幅低于我国企业综合融资成本。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整体总资产收益率水平在3.0%左右，明显高于国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收益率整体偏低，一方面与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有企业在提高资产收益率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国有经济可能需要在更好担负社会责任和提高资产收益率方面取得更好平衡，以便实现更加包容、可持续地发展。

二是国有经济在聚焦产业引领上有加强的空间。

我国国有经济布局与中央要求的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还有明显差距。工业国有资本仍主要集中在煤炭工业、石油和石化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电力工业五个传统重化工行业，其中，煤炭工业、石油和石化工业、电力工业三个行业的国有资本占比超过一半。国有经济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布局的优势并不明显，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集中的电子工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国有经济的占比甚至是下降的。国有资本在战略性、创新性、开拓性方面的“引领”作用并不突出。

三是国有经济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

从近十年的数据来看，国有企业数量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分布稳中有降，变动幅度不大，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数量占比从2010年的22.72%上升至2019年的26.57%，西部地区的国有资本占比上升幅度不大，仅增加不到1%。在当前我国强调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国有经济需要进一步关注经济后发地区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扩大投资规模，提高产业投入，服务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

四是国有经济创新力有较大提升空间。

国有企业利用举国体制攻关重大科研创新课题，在许多核心科技方面都取得了突破，然而在应对市场需求导向的创新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特别是在一些新兴经济领域，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整合再创造方面，对比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还有不少短板。如果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结合国家战略型的创新模式和市场需求型的创新模式，将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国有经济的创新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客观上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努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从国家层面与国企层面认识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就可以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是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起点，也是重点。国有企业认识与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这里开始。在找到目标以后，下一步新质生产力就会有的放矢了。

2023年4月10日，李锦在中海油发展安全环保公司讲授两会精神与新质生产力。这是我国唯一的海上石油安全环保公司。这家企业现拥有检测评级、工程设计、技能培训等各类资质80项，基本具备安全环保业务发展所需的多项国际国内服务资质。连续两年荣获国资委“双百企业”标杆荣誉，综合改革经验入选国资委改革样本，为推动国企改革做出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