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趋利性执法案频发，企业账户被随意冻结高管被抓，北京法学家疾呼：应尽快专项整治

颜立东称，从这四个案例发现一个共同点：办案机关对这些案件都是跨省办案，都是管辖很微弱，甚至不排除人为建立管辖权的可能，有点疑似“职业被害人”的角色来帮助办案机关建立管辖链接，这些案件都是涉及经济犯罪，能判处罚金的罪名，这就是刑事案件“远洋捕捞”一词的由来。

研讨会上，瑞德青春（珠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涉嫌诈骗案也引发关注。今年8月中旬，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检方指控瑞德青春“虚构仪器功效，将十几种仪器肆意组合为不同套餐进行销售，以国产仪器冒充进口仪器，诈骗数千人”。据了解，开庭时，法庭上站立的被告达25名，均为企业管理人员。

瑞德青春公司相关人士透露，郑州公安机关于2022年9月6日对公司立案，但实际上早在3个月前就对该公司进行了侦查，公司的高管外出吃饭都被警察偷拍，等立案时，公司的人事、经营模式、账目早被查得清清楚楚，所以一立案就对公司人员进行了集中抓捕。

郑州警方挨个给企业客户打电话，要求他们以诈骗罪到属地公安机关报案，并称报案者可获退款，有不按要求打电话者遭公安电话轰炸本人及亲友。

瑞德青春相关人士表示，公司的法律团队在认真研究公安办案细节、证据后质疑，该案可能存在异地趋利性执法的问题。“公司账户上有十几亿存款，如果公司没有那么多钱，也就不会招来如此无妄之灾，而这些存款绝大多数都是顾客的消费预存款。”他说。

法学专家分析背后根源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静指出，刑事案件和行政执法是有差别的。在根源方面，地方财政困难是趋利性执法的重要因素。土地财政缺失后，地方各部门会分解指标和任务，其中包括通过执法获取罚款数量。尽管收支两条线是明确规定，但实际上财政上隐性返还等情况使这一制度被冲破。

王静认为，从监督和救济角度，行政法虽有行政监察、审计等监督手段，但行政诉讼中老百姓胜诉率低。同时，行政法典的推进受到经济环境等影响迟滞，其中包括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缺失，公权力运行缺乏足够的管控。

王静表示，在管辖权问题上，电子商务的出现使管辖权变得复杂。传统以违法行为发生地确定管辖的规则在网络环境下难以适用，目前沿用的只要有受害人谁先立案谁先查的方法存在漏洞，可能导致趋利性执法。例如一些地方可能会对头部企业、跨区域经营的企业进行不合理的执法。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兵认为，趋利性执法并非一个全新问题，以前提到的“钓鱼”执法，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趋利性执法。另外，行政执法活动的展开，客观上存在一种利益诉求，只不过这个“利”是为了公共利益去执法还是为了其他，亦或是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行非法目的之实。

陈兵称，我们在警惕、谴责趋利性执法，特别是某些涉案企业执法、监管异常现象的同时，也应看到正常的基于法定职责的执法，甚或是刑事立案调查，在有些案件中后者的方式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譬如在涉侵害商业秘密的案件中，符合法定标准的刑事立案调查，可能更有效率，更能及时挽回受侵害的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此，不赞成过度解读甚或一竿子把监管执法机构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保护功能全部打翻，这对机构来说也不是很全面、很客观。关键是做到常态化的依法精准执法，系统设计和配置全过程监管执法制度，对监管执法本身也应有监管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