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2.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3.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
4.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
5.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
6.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
7.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8.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
9.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我们注意,这9个坚持中,第一条偏于宏观政策,是中央政府的事情,而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排列于前面,与指导思想一段相呼应。后面的是创新、改革、开放、协调、双碳、民生、底线,多是长期坚持的内容。内需主导这一条,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为什么在2026年“内需主导”尤为迫切?
强调2026年要以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既是基于中国“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长远发展的战略必然选择,也是为了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现实需要。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内需是主要抓手。
道理不难理解,中国有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将增长动力更多放在国内,可以有效抵御外部冲击,保障经济循环的畅通和安全。
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发展模式由以前主要依赖外部需求,转变成以内需为主的新发展战略,这是全球性大国的必然之路。日本曾经也是“贸易立国”,重点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之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即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我们熟知的“安倍经济学”,其核心也是通过一系列新刺激政策给金融市场注入活力,试图让企业和消费者振作起来。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81%由第三产业(服务业)组成,居民消费支出的约70%都是用在消费上,并且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是消费——贡献率长期超过80%,而出口却动不动是负作用。
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实质上也是以内需为主。但以内需为主,不代表就不重视外部需求。从进出口总量来看,美国在全球排第二名,日本排第四名(第一是中国,第三是德国),这就是“内循环不排除外循环,两者相辅相成”。
为什么在2026年尤为迫切?因为国际贸易斗争这一条,我们不得不如此。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当前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是,有效需求不足,增长动能承压,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有所回落,制造业PMI等指标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反映出经济下行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当前中国经济自身正在面临五座难关”——传统产能过剩之难、中小市场主体生存之难、地方财政承压之难、房地产持续低迷之难、就业压力高企之难。用消费这把钥匙能否解开这“五难”,值得思考。
从根本上说,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没钱消费”“不敢消费”和“不愿消费”。
这里有个收入与财富分配问题。收入增长受限,劳动报酬占比较低,部分就业者收入不稳定。财富效应减弱,过去房产等资产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减弱,资本市场波动导致居民金融资产缩水,影响了消费意愿。预防性储蓄高企,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居民储蓄倾向依然较高。
预期与保障压力也是重要原因。预期转弱,对经济前景、收入增长的预期偏弱,导致居民消费更趋谨慎。刚性支出负担重,住房、教育、医疗等大额刚性支出,挤压了其他消费空间。
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远低于城镇居民。公共服务不均等,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缺口较大,农民在医疗、教育上负担更重,被迫提高储蓄率。

现实挑战:多重压力叠加,也是重要原因。
1.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仅直接形成了巨大的需求收缩(约8.6万亿元销售额缺口),还通过资产价格变动影响了居民资产负债表和消费信心。
2.外部环境与新旧动能转换。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增大,而国内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增势虽强,但短期内尚难以完全抵补房地产等传统领域下滑带来的需求缺口。没有什么花大钱的东西,让老百姓买。
3.供需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部分领域存在“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掉”问题,比如高品质、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老年用品、智能终端等领域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尚不能满足需求。

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