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深究,这种薪酬与业绩的错配,实际上是公司战略摇摆与转型阵痛的集中折射。中泰证券试图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来破局,例如在2026年初将投行、自营、研究等部门独立为分公司,试图通过市场化机制激活业务。然而,这种“物理反应”能否带来“化学反应”尚需时间验证。在2025年,公司虽然财富管理业务新增开户130.06万户,管理资产规模达1.66万亿元,看似转型成效显著,但国际业务却录得-1.62亿元的营收,信用业务成本也大幅增长。这说明公司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风险控制的缰绳并未完全收紧。
高管团队在战略转型期的表现,直接决定了公司的未来走向。然而,目前的薪酬水平——董事长与总经理不足80万元的年薪——在竞争激烈的金融行业中,显然难以匹配一位能够驾驭复杂市场环境、带领大型金融机构穿越周期的顶级操盘手的价值。这种“低薪”状态,一方面可能导致优秀管理人才的流失,使得公司在关键时刻缺乏领军人物;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管理层在决策时趋于保守,缺乏足够的动力去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业务尝试。当一家券商的掌舵者薪酬甚至低于部分互联网大厂的中层管理者时,很难期待其能够吸引到全球顶尖的金融人才来重塑公司的竞争格局。
此外,中泰证券的薪酬困境还体现在内部公平性与外部竞争性的双重失衡上。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人均薪酬为54.57万元,较2023年有所下滑,而高管薪酬总额也在连年下降。这种全员降薪或薪酬停滞的氛围,叠加投行等核心部门的减员增效,使得公司内部士气面临考验。2025年,公司在职员工减少了171人,主要集中在经纪、投行等业务领域。在“降本增效”的大棒下,如果高管团队不能通过卓越的领导力带领公司走出业绩波动的怪圈,不能建立起一套“业绩升、薪酬升、人心升”的正向循环,那么所谓的“高质量发展”将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中泰证券高管目前的薪酬水平,既不能反映其作为国有控股券商负责人的政治责任,也不能体现其在市场化竞争中的经营价值。在业绩层面,公司过度依赖市场行情,核心投行业务持续失血,业绩波动剧烈,管理层未能展现出足够的平滑周期能力;在治理层面,薪酬机制僵化,激励与约束双重失效,导致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长期背离。因此,断言中泰证券高管“不配拿高薪”并非基于对其收入绝对值的嫉恨,而是基于对其经营绩效与治理能力的理性审视。在投行业务重振、盈利模式真正转型成功之前,在薪酬激励体系真正与市场接轨之前,中泰证券的高管团队或许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实实在在的业绩增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在业绩的“过山车”中享受着相对“安稳”的薪酬待遇。对于投资者而言,警惕这种业绩与薪酬错配背后的治理风险,或许比单纯关注净利润的增长更为重要。
(来源:重阳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