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高校该作何反思？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迎来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肖某某当时的行为无法被认定“自慰”，有抓痒的高度可能：事发场景开放，周围有人员走动，两人事发两小时内无交流，都曾离开后重回座位，无法认定肖某某针对杨某有性暗示或者性挑逗行为。因此，肖某某行为不构成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的与性相关的骚扰行为，杨某某的指控不成立。

据媒体报道，2023年10月，杨某某认为自己在图书馆遭遇性骚扰，拍视频取证、要求肖某某写下道歉信后，杨某某将其举报到学校层面。武大在3个月中未作出有效处理，不满于学校处理的进展，杨某某在网上发帖陈述自己所遇。3天后，武汉大学公布称已对肖某某的“不雅行为”给予记过处分。其后，肖某某遭网暴“开盒”，本人罹患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家人也遭遇网暴，而另一边，通过网络举报的杨某某也面临开盒与网络暴力……

以往以校园为背景的网络舆论监督中，最常见的都是学生对权力上位者的举报，如导师、院长等，这类举报往往有着直观证据，如聊天记录等，且事件属性并不复杂，加之公众天然对处于下位者的学生报以信任同情，这类网络维权往往并不会引起社会撕裂。而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当举报者和被举报者都是处于同一位阶的学生，而且相关认定标准又错综复杂时，网络举报的双刃剑、不可控作用就开始显现。

不过，在此仍有必要将正常网络维权和公众所愤懑的小作文模式作区分。小作文本质是以先声夺人的姿态率先发起议程设置，并垄断信源、选择事实，由发起者在第一时间调动起群体非理性的力量，从而让个案对错不断升格为性别对立的原则问题、立场问题。而无辜个体一旦被卷入这种舆论风暴，会迅速被隐没从而失去招架能力，成为各类极端观点的物料，从事实对错扭曲为你死我活，而真相的拼图一旦凑齐，曝光者常常也面临无路可退，网络暴力在正反双方之中反复横跳。

回到武汉大学事件。有一组时间线值得玩味：女生曝光前，高校有三个月的处置期空窗；女生愤而曝光后，高校又在几天内火线处理。而据媒体采访杨某某得知，她此前并不知道肖某某长期患有皮炎。

如果控诉女生在找到校方反映问题时，校方能以不偏袒、不纠结且公开透明的方式迅速介入调查，将男生的病因充分告知，哪怕高校无力解决也可引导帮助学生走法律途径。即便控诉者对最终法律结果不满，依然在网上曝光男生，那么学校也可以将真实情况公之于众，保护被曝光男生的权利，引导舆论不被其中一方牵着走，是不是就能阻止网暴或者至少能减少网暴对男生的伤害呢？而最终的局面是，个体公正无从保障，高校公信无从说起，社会分歧也难以弥合，且至今高校依然沉默以对，个中教训，不可谓不沉重。

在这样一个非典型个案中，武汉大学起初在左支右绌、躲躲藏藏中或许是想息事宁人为上，却间接助推，成为让极端者更极端，让无辜者更悲惨的幕后推手。而时间的滞缓、态度的反差、舆论的翻覆，指向的是高校性骚扰处置机制的缺失。

本次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凸显了性骚扰处置机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以制度化的处置机制不仅能捍卫举报者的公平，也能保全被举报者的清白：第一时间的跟进，以中立的调查委员会身份介入，既不让控诉者感到被忽视后的愤怒，也不让被冤屈者在恐慌之下屈打成招，公开透明的处置程序，也可以起到一个情绪阈值的作用——如何把问题留给制度，而不是抛给网络，或许是本次事件烽烟滚滚过后最大的公共思考。

此外，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中，相比当事双方的境遇，网络舆论的异化同样让人扼腕。青年男女，本应该是各种进步议题的倡导者，通过互动与合作带动社会进程，而如今在各类社媒上，一部分网友却以算法流量为界，保守之风盛行，各站一边，各摇各旗，彼此猜忌、攻讦甚至互泼污水，不得不令人发问：男女之间的理性讨论，到底该如何构建呢？

（来源：新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