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今天发表《南风窗》对我的访问，同时还转发前天《每日经济新闻》对我的访问，这两篇稿子都比较长，说的是同一件事，是关于央企总部花落何方的事情，也就是说央企总部将在哪些城市建立。

昨天，中国电子总部迁到深圳，大前天，中国船舶在上海举行奠基礼。央企总部到各大城市成了一道风景线，搅得人心绪不安，有的是心花怒放，有的是望眼欲穿，更多的地方是议论纷纷，我们这个省能不能分到一个央企总部？

前一段时间我提出建议，中国稀土的总部应该放到江西去，现在已经已经到赣州去了。这则消息勾起了很多省的梦想，如果我们省有一家央企总部多好啊。

总的来说，央企总部搬迁，需要考虑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和总体布局，也要兼顾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说，央企总部搬迁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全国统一性，围绕行政中心，布局在北京、雄安；二是市场性，结合央企自身发展所需，聚焦主业靠近产业前沿，如上海、深圳；三是兼顾国家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也尽量安排一下，像西安、重庆这些特大城市，还是应该有央企。

我和南风窗记者讲，中国实施大城市带动战略，也可以实现大央企带动战略。央企的实力很强，有的一家央企赶上好几个省的经济总量。人们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希望自己省有一家央企。前几天发稿以后，西安市的人就是一片悲凉的心情，整个西北就是一家央企又搬到上海去了，西北不留人呀。

记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我就随口说，就没有什么来源，只表明一个学者自己的看法。因为过去也搞过区域经济研究，所以不免要多说几句。

从央企总部搬迁，其实最早是《21世纪》的高江虹打电话问我这个事，我只是笼统的说几句。后来，写了两篇文章，我这边就成了发布观点的中心了。市场媒体是自己找饭吃的，像鸟一样飞出去找食吃，而不能像官方媒体，有人喂食，也有的是一边喂一边找。因为市场需要，老百姓需要，只要不违背原则，符合党的宣传主张，谈谈学者的看法，有利于传播，满足大家的需要。（李锦）

附：《南风窗》刊登文章

央企离京加速，谁是赢家？

——访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今年，央企总部外迁终于提速了，此时，离国家提出北京市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核心已过去了7年。

12月6日，中国物流集团正式成立，同时，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稀土集团也将在本月底挂牌成立。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有近10家央企重组成立，而央企重组后，向产业前沿集中，也成为了此次央企总部外迁的主流趋势。

在这一轮的央企总部外迁中，上海（8家）、武汉（3家）无疑是大赢家，上海坐稳了全国央企总部数量第二城、而武汉随着三峡集团的迁入，其央企数量也扩容到3家，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坐实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

众所周知，央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如果央企迁入地方，不仅能加强央地联动，提振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对当下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有重要意义。

未来，还有哪些城市能享受央企总部入迁的红利，地方又该如何发挥央企的带动作用？为此，南风窗记者专访了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听听他的见解。

央企离京需顶层设计

记者：央企扎堆北京的现状，是如何形成的？

李锦：目前，全国有120多家央企，其中，一般经营性中央企业有96家，其中上海8家，东北5家，广东5家，港澳4家，河北雄安3家，武汉3家，成都1家，其余均在北京。央企扎堆北京，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机构聚集在北京，而很多央企总部本来就是国务院下属的部委，后来改制成企业后，就顺势留在了北京。当然，因为主管的行政机构在北京，有些后来成立的央企也留在北京，这背后不仅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还有中国人文化习惯。

记者：2014年国家提出北京市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核心，实际上就拉开了央企总部离京的序幕，但为何过去这些年一直进展缓慢？

李锦：这个问题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央企离京的内在动力不强。央企在北京的生产部门相对比较少，主要是一级和二级部门，这些部门员工的户口大部分在北京，因为北京有优厚的教育和医疗条件，这些员工特别是干部队伍，不愿意离开北京。

二是，央企离京缺乏顶层设计和具体的政策安排。对于央企的发展，政府主导因素比较强，在现行的体制下，政府让企业自主选择，外面的条件再好也不一定会去，各个地方即便努力争取，作用也不大。

再次，中国央企的分布，更多的是受以前计划经济时的行政体制影响，而非市场因素，北京是政治中心，总部和主管机构在北京，央企向上汇报的行政沟通成本会小很多，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央企离京的意愿就更低了。

记者：在您看来，央企外迁背后需要综合考虑哪些因素？哪些类型的央企最有可能外迁？

李锦：总的来说，央企总部搬迁，需要考虑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总体布局，也要兼顾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说，央企总部搬迁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全国统一性，围绕行政中心，布局在北京、雄安；二是市场性，结合央企自身发展所需，聚焦主业靠近产业前沿，如上海、深圳；三是兼顾国家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也尽量安排一下，像西安、重庆这些特大城市，还是应该要有央企。

一般来说，科技含量较少，处于充分竞争性市场的一般性央企，外迁的可能性比较大。如，华能、华电等能源类央企研发部门留在未来科学城东区，总部外迁。而承担大国重器研发任务的央企留在北京。比如航天科技、航天科工、航空发动机集团、兵器工业等。

此外，部分金融企业也可能外迁。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新重组的央企，不少有双总部，如中国海洋远运在上海，北京的小中心也有一批人，不排除接下来重组的央企会采取这种模式。

记者：“支持部分中央在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高等学校等向雄安新区有序转移”，已明确写进了北京十四五规划。这也被看作是雄安新区将成为这次央企总部新的聚集地的信号，但从目前多个央企公布的外迁计划来看，这个趋势还不明显，您觉得原因有哪些？

李锦：客观上来说，雄安还是一块处女地，很多配套条件不成熟。同时，雄安本身的经济实力不够，对央企的资金支持也不够，需要依赖中央给钱或者央企自己拿钱，资源配置能力不强，对央企的吸引力不够。

如何改善这个情况，目前恐怕只能以行政命令为主，但也可以看到，已经有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公司两家副部级央企总部入驻了雄安新区。

但是，中国中化这类能源类央企去雄安也是综合考量后的选择，因为这类央企早晚要迁出北京，如果晚走的话，可能会被安排去山西、内蒙古等能源产地省，可能还不如雄安，所以，对他们而言，早去雄安还有早主动的优势，不失为一种性价比较高的选择。

东北要“稳”，上海要“控”

记者：东北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过去有5家央企总部落户，在这次央企外迁中，东北是否具备承接其他央企的迁入的条件，或者说，这5个央企会有搬离的冲动吗？

李锦：目前，东北地区目前有5家央企总部，不过大多以重工业为主，分别是：总部位于长春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位于齐齐哈尔的一重集团、位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电气集团、位于鞍山市的鞍山钢铁集团及位于大连的华录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这5家央企，相互联系不强、产业链的重组不强，对东北经济的带动和辐射能力不强。但这5家央企的技术很雄厚，设备、人才队伍的优势也很明显，对于搬迁这件事，他们应该不敢想，东北肯定不会让他们走，中央也不支持。

对目前央企的地域分布，政策应该是，雄安要“保”、上海要“控”、中西部要“驱动”，东北要“稳”，考虑到东北是粮仓，在这波央企外迁中，中粮、中储粮、中国农业等央企，迁往东北的理由相对充分一些。

记者：从目前这波央企外迁的城市来看，上海是当仁不让的赢家，目前，上海的央企数量也已达到8家，在您看来，央企纷纷选上海的原因有哪些？这对长三角一体发展有何影响？

李锦：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的落户，将进一步巩固上海的中心节点和战略链接地位。这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区域的龙头，地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交汇点，也有重组产业链的需求。

从产业链布局来看，上海的产业基本聚集在下游，上游和中游的产业比较少，产业链配置的局限比较大，这些央企的入驻，如果立足上海，围绕产业链条的上游和下游，组建新的产业链，可能把上海的劣势变成优势，形成新的优势，甚至有可能出其不意地冒出一匹黑马，可以配置整个长三角的资源，这对长三角一体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促使产业链布局重新洗牌。

以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为例，作为西安唯一的央企，此次迁入上海，无疑是看中上海是制造业龙头，头部企业比较多，上海的人才资源、设备材料和装机装备产业链的基础比西安更加雄厚，中国电气装备集团过去能利用上海龙头地位形成强大的产业链。

对上海而言，这些头部企业加标杆城市的组合，既擦亮了“上海制造”的名片，又将助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记者：当前，随着中国电气和中国船舶的入驻，上海就拥有了8家央企总部了，坐稳来中国央企第二总部城市，如何避免上海成为下一个北京？

李锦：上海是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地位，地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交汇点，有着广大的经济腹地，同时，它还处在内循环和外循环的交接带，拥有较发达的外贸经济，基于这些区位和市场因素，如果让央企自主选择，大部分央企都会选择去上海，员工也乐意去上海。

央企搬迁去上海，无疑遵循了从市场要素出发，同时也满足了上海重组产业链的需求，但在能源、电力、装备制造等领域，我们的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建议这些领域的央企外迁，以重组为主要驱动，等条件成熟了，才让过去。

对于央企外迁，还是要有顶层设计，就上海而言，需警惕上海成为第二个北京，我觉得，上海要实行总量控制，我建议，上海的央企总部不要超过10家，且不要全部集中在市区。

启动大企业带动战略

记者：目前搬离北京的央企去向只有4座城市：雄安、上海、深圳、武汉。接下来，哪些城市或区域最有可能成为央企外迁的目的地？它们的外迁有何逻辑或规律？

李锦：央企总部外迁去哪，不应该只是看企业意愿或者说地方发展需求，而是应该综合国家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趋势、民族振兴多个角度考虑。

共同富裕是我们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但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共同富裕首先要共同发展，通过平衡东西部发展来缩小差距就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央企总部外迁就应该考虑对中西部倾斜，借这个机会调整中西部经济结构和布局，强化中西部发展力量。

其次，还应该重视大城市、大企业带动发展战略。现在，大城市带动已经实施也有比较好的效果，建议利用这次央企总部迁移，启动大企业带动战略，这对带动中西部的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有重要战略意义，这种意义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会比较明显。

具体来说，在西安、重庆应该有央企布局，在拉萨、乌鲁木齐也应该央企总部。因为国有企业不光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政治组织。西藏和新疆面积大，地处边陲，对国家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今，有近百家央企，在西藏和新疆各设一家总部，未尝不可。同时，将中国旅游集团总部设在海南，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在山西、陕西、内蒙这三个省区，设置一个能源央企也是情理之中。

记者：最近，有报道称，中国稀土集团已经批准成立，月底获奖在江西挂牌，您之前多次建议，将中国稀土集团放在江西，背后有何考量？

李锦：稀土既属于国家的矿产资源、战略资源，也是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源。事实上，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但没能掌握稀土定价权。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稀土行业存在低层次竞争、无序开采、低价销售，缺乏核心技术等问题，同时，在稀土的加工方面，我国也往往只是浅加工，或者直接出口稀土原料，导致一些发达国家在获得中国便宜出口的稀土后，再将其生产成稀土制品，最后高价卖给中国。

目前，中国一共有6家稀土集团公司，此次将五矿稀土、中国铝业、赣州稀土集团这几家合并组建成中国稀土集团，整合后，稀土行业集中度提高，不仅可以加强对稀土资源进出口的控制，强化话语权和竞争力。更重要的是，科技投入、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我倾向于将中国稀土集团放在江西是因为赣州的稀土质量高，素有“稀土王国”“世界钨都”的称号，即便在全球范围来看，赣州的中重稀土也很有竞争力。另外，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江西这个中部省份，也是中国的革命老区，现在的存在感太弱了，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实在该倾斜一下。

央地联动的意义不容小觑

记者：对迁入城市而言，央企的入驻是机遇也是挑战，他们该如何应对，您有何建议？

李锦：央企总部迁入，对大多数城市而言，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对当地产业的带动，产业链的重组，还是城市经济的布局和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都有重要意义。

吸引央企总部迁入，显然比城市一般的招商引资更重要，需要迁入城市的市长，主动把握机遇，在央企总部外迁计划落定前，是市长们一个密集而紧张的公关期。如拜访有意向的央企和相关部门，做说客等等。同时，市长们也需要积极整合当地的产业资源，借助央企总部的入驻，重塑产业链，这也是一次调整当地城市经济布局的好机会。

当然，有些城市也会出现央企总部迁出的情况，如这次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从西安迁往上海，西安的市民在网上还是有些埋怨，背后谈判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央企总部确定外企的情况下，市长们是不是也可以努力争取让央企的生产企业继续留在当地？

记者：央企离京，不仅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必要之举，相当于开启了央企资源在全国区域的新一轮配置，能提振区域经济，这对当下的区域经济竞争发展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锦：这一轮央企总部外迁对区域经济竞争发展的影响不小，但不会那么直接，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将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当然，在央企总部的外迁中，不能每个省都弄一个，还是要坚持以市场经济效率为主，兼顾公平，这个原则不能动摇，这也符合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记者：有人说，央企在哪，是政企关系和央地关系的缩影，从这个层面来看，此次央企离京潮，有何意义？

李锦：这次央企总部外迁，可以通过央企这个纽带，加强央企与地方企业的联动，实现产业链重组。举个例子，煤电一体化一直我们煤电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今年煤炭市场行情好，煤炭价格从600多元一顿涨到2000多元一吨，但电力企业就麻烦了，普遍亏损，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在山西、陕西、内蒙等煤炭产地省迁入一个能源央企（如华能、华电，大唐等），倒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同时，保证关键产业链上的绝对控制，通过统筹产业链上各个企业实现有序竞争，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和良性的经济循环，也是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此外，在这波央企总部外迁中，也会涉及到战略性重组，如中国物流集团、中国稀土集团的组建，值得注意的是，战略性重组只是一个点，它背后涉及到经济布局、结构重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如何综合考虑这些，意义更为重大。（南风窗 何小民）

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央企总部疏解出京加速落地何处有什么讲究？

12月25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部正式从北京迁至深圳。而近几个月来，央企总部疏解出京确实在加速。国企改革专家李锦认为，未来三年左右会是密集迁出期。

对央企总部新址的地域选择上，李锦则谈道，要在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东西平衡。

12月25日，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部正式从北京迁至深圳。

当下，距离国家提出北京市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核心已过去了7年。近几个月来，央企总部疏解出京加速，一些重组新设的央企则直接将总部设在了京外。

国企改革专家李锦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地域选择上，央企新总部的落地在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东西平衡，“我认为央企过度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未必合适，对总部落地上海的央企数量要控制，‘天花板’应该在10家左右，中西部要‘驱动’，东北则要‘稳’”。

未来三年左右是央企总部转移密集期

12月以来，有中国船舶集团总部迁往上海，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和中国华能集团在雄安新区的新总部大楼正在选址，中国稀土集团在江西赣州挂牌成立。更早的9月，三峡集团将总部搬迁至武汉，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在上海注册成立。

从落地节奏上，央企总部迁离北京的脚步似乎陡然加速，但拉长时间线，自2014年2月，国家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作为重要一环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就在逐步进行，至今已有7年。

“央企集中于北京，主要是因为早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机构聚集在北京，而很多央企总部本来就是国务院下属的单位，改制成企业后顺势留京。另外，也有主管行政机构集中于首都的文化习惯的影响。”李锦介绍，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央企更多地向市场转型，集中于首都的必要性降低。此外，首都人口高度密集，呈现“摊大饼式”发展，由中心向四周扩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都市，而央企总部都集中于二环、三环周围，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向周围疏散，是必然的规律。

根据2015年4月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将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早前，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市场等市场的搬迁，都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步骤之一。

雄安新区的成立，使得央企总部向京外疏解有了明确的集中承载地。今年12月1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表示，目前雄安新区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发展阶段。从今年起，部分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已启动分期分批向雄安新区疏解。

雄安新区是一个新的选择，但也不是唯一的承接地，从目前来看，上海、深圳、武汉、赣州等地都有央企迁入。“两种方式，一种是有利于在全国指挥或组织生产经营，围绕行政中心，布局在北京、雄安，另一种是按照离市场最近的方式，聚焦主业，靠近产业前沿。”李锦介绍，当前央企迁移或新设总部的逻辑大致为以上两种。

时间表上，李锦认为，未来三年左右会是密集迁出期。新华社今年7月30日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的专访也印证了这一时间表：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从今年起将以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为重点，分期分批推动相关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疏解，努力在“十四五”期间形成一批标杆性项目，为深入实施中长期疏解任务奠定基础。

总部疏解需注重“东西平衡”

从种类上，李锦认为，除了一部分科技、军工有关的央企总部仍留在北京之外，更多的央企会转移到雄安——尤其是资源能源型企业，同时，另外的央企会转移到其他的市场中。

在地域选择上，李锦认为，应该是同时考虑到国家战略的部署，配合国家实行现代化强国的整体战略，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兼顾到东西的平衡。

当前，总部位于上海的央企数量仅次于位于北京的，李锦认为，应当为上海承接的央企数量设置“天花板”，“需要警惕上海成为第二个北京，上海要实行总量控制，我建议，上海的央企总部不要超过10家，且不要全部集中在市区”。

此外，李锦强调“东西平衡”，他认为，此次央企总部外迁应该考虑对中西部倾斜，启动大企业带动战略，借机会调整中西部经济结构和布局，强化中西部发展力量，缩小东西部差距。

而对于东北地区，此轮央企外迁要“稳”。李锦认为，当前总部位于东北的央企数量有5家，以重工业为主，虽然5家企业间相互联系不强，但技术基础雄厚，设备、人才队伍优势明显，应当保持在东北地区。另外，考虑到东北的“粮仓”地位，中粮、中储粮、中国农业等央企迁入的可能性提升。

央企总部搬离北京，人员安置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央企一级公司人数并不多，二级公司的人数更大，大的有十几家都集中在北京。”李锦介绍。

而一位不愿具名的、就职于位于北京的央企二级公司的员工就介绍，其所在公司二级单位员工在京人数十数倍于总部人数，目前二级单位也已迁离市区，相关工作仍在收尾中。

“不愿意离开北京的员工，一部分是留在北京的二级单位或者分中心，比如有央企搬离北京后在北京还设有办事处，多是服务中心或信息中心……另外，还有一部分可以调离央企到其他单位去。”李锦分析道。（每日经济新闻 李少婷）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