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楚简为例，著名书法家孟鸿声论述书法艺术的轴心突破_山东站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这一论述改变了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证明了轴心时代三大组成者之一的中华文明，汉字书法艺术作为文明承载，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同步觉醒。

轴心时代理性光辉，覆盖了几千年的世界古代文明，汉字以隶变的形式实现了涅槃，由象形文字转向了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开启了今文系统的转化，书法则由单一、线性、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走向点画顿挫、笔墨互发的多样化艺术形态。那些没有实现“涅槃重生”的苏美楔形文、埃及圣体文、印度哈拉般文、玛雅文等，则被轴心时代理性文明所淹没。“与轴心时代光辉的人性相比，以前最古老的文化十分陌生，似乎罩上了面纱，人仿佛仍未真正苏醒过来”。

隶变作为轴心时代理性觉醒的突破性文化现象，彰显了书法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明载体，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同步性趋向。

战国楚简，是当前出土最多的轴心时代经典文献，其简书墨迹中显现了隶变的发端。隶变一词初见于唐代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书中出现了12次。后见于郭忠恕《佩觿xi》、徐铉校注《说文解字》等。从楚简文字的“今文”化、多元性书法元素来看，楚简“经典书变”的方向并非限于“隶定”，是书法点画的全面迸解。下面以楚简为例论述。

一、轴心时代书与经典的确立

钱存训先生著了一本书叫《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他认为《墨子》中的“又书其事于竹帛”的才是书。对于书写的材料，国际上通常分为硬材料和软材料，硬材料是用刀刻的金石，软材料是用笔写的简帛，两者性质不同。甲骨、铜器、碑版等属于金石学，是铭刻学，上面的文字是铭文，是字，不属于书，属于书的是简帛。西方人把书——手写本称作Manuscript，简牍帛书属于Manuscript。简书的形式是卷轴，帛书的形式是卷轴和折叠，后世的纸书都传承了这两种形式，纸书传承了帛书的形式，帛书传承了简书的形式。

书分两种。一种是文书：占卜、信件、账本、律令、私人文件等；一种是古书：人文经典、技术文献。文书指的是档案，是用于查阅的，不是用于读的。用于读的是古书，古书和文书的编写类藏有所交叉。

《说文解字·序》说明了文、字、书的区别：“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箸也，箸即竹简。在简帛上书写而成的，才是准确意义上的书。书法的书，是这个书，六艺的书，也是这个书。

现代人搞的书法艺术，书字后面加了个法字，这个词出现很晚，较早见于南朝《南齐书·周颙传》“卫恒散隶书法”，宋朝《钱氏私志》“元章书法之妙”等等。

书的出现源于经典，经典形成于轴心时代。“‘书’的出现在世界上是大事，大圣人、大哲学、大宗教，皆赖此而生。雅斯贝斯称为‘枢轴时代’（作者注：即轴心期或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段，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古代印度，三个没有联系的地区，同时进入了老子、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加牟尼等大圣哲辈出的世界文明轴心时代。与此同时，产生了《道德经》《论语》《易经》《奥义书》《管子》《墨子》《尚书》《礼记》《春秋》《对话录》《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原创性经典书籍。

这一时期的圣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致广大，尽精微，确定了人类至今为止哲学思想意识的基本范畴，实现了人类文明理性觉醒的质变和哲学突破。与此同步，艺术范畴，随之自觉。在经典的创作、研究和传抄中，书——作为人文理性自觉和经典意义上的书法艺术，由此诞生。“我们今天现在意义上的人开始出现，文明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时代’（Axiai Period）”

春秋战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六国自立，诸子争鸣，天子一统的官学尽失，各诸侯国对经典的传抄、交流、研究、批判十分活跃。例如郭店楚简中的《太一生水》《缁衣》《五行》《唐虞之道》《性自命出》等古书篇目，有学者认为，与屈原访问齐国临淄稷下学有关联。

前轴心时代，文字属于贵族垄断，轴心时代，简书经典走进社会。目前，轴心时代简帛书法文献出土约40余处，100余种。简书的大量出土，为古书经典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如上博楚简资料显示了儒家经典形成的复杂过程，在《颜渊问于孔子》《仲弓》《论语》出现了一些词义相近但不尽相同的句子，说明儒家文献《论语》在形成过程中，有许多弟子根据不同的记忆、口述和笔记传抄，最终在后来由经学家取舍合成。随着简帛文明的发现与研究，“简帛学”诞生。

德国学者维克多·冯·施特劳斯在清代把《老子》译成了德文，影响很大，他说：“在中国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数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之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这个时期，隶变发端的同时，标志着书法艺术走向自觉。

二、轴心时代书法原创点画的突破

楚简书法蕴含了多样性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如此丰富的书法构成，而且具备了毛笔书写、用笔讲究、用墨自然、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多面出锋、笔性灵动、平直折转、人文风格等书法艺术元素，是前轴心时代所没有的。如亚斯贝斯所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时代潜力的复苏和对轴心时代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情况确是这样，世界思想界，很早已经开始了轴心时代经典的回忆和复兴，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文艺复兴等等，书法艺术，是否也同样存着轴心时代回忆与复兴的可能……

我们通过理性之光来审视战国楚简中的书法艺术元素。

为了清晰地观察楚简与其前后文字的关系，本文例举了相近时期的文字作为比较，由此发现，楚简的“今文”化趋势，远远超出后期的秦文。下列材料中，未找到与楚简对应的秦文部分，附以西周金文。

1、楚简中的行草点画元素。

於，楚简作（语四24）

秦，《泰山刻石》作

牛，楚简作（简224）

西周《朕匜盖》作

尔，楚简作

西周《墙盘》作

秦《石鼓文》作（未见原字，选王禔临字作参考）

季，楚简作

西周《虢季子白盘》作楚简季字子旁的写法，开今文笔序之先

门，楚简作

西周《二十四年逑鼎乙》作

仁（“小人”合文），包山楚简作（简142）

幽，上博楚简《陈公治兵》作

西周《墙盘》作

矣，上博楚简《孔子见季桓子》作

秦《石鼓文》作

徒，上博楚简《陈公治兵》作

秦《石鼓文》作

相比之下，楚简笔画，省俭归约，用笔提按强化，笔法多面出锋，字形恣意率真，已经解体了篆书圆弧、等线、象形的基础构形，启行草书法之先河。

《史记》记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原）属草藁未定。”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诠释道：“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藁未成，上官氏见欲夺之……盖草书之文，祖出于此，草书之先，因于起草。”他说屈原起草的宪令（宪章）开“草书之先”。许多简帛研究专家认为，郭店楚墓竹简里的稷下思想文献，与屈原出使齐国有关。这也是草法肇于楚简的一个旁证。

2、楚简中的隶书点画元素。

戌，楚简作

西周《裘卫簋》作

唯，楚简作

西周《散氏盘》作

己，包山楚简作（简039）

西周《父己甗》（yǎn）作

子，郭店楚简作（缁3）

西周《毛公鼎》作

外，包山楚简作

秦《泰山石刻》作

言，楚简作

秦《泰山刻石》作

攻，楚简作（简106）

春秋《鲁公伐䣄鼎》作

3、楚简中的楷书点画元素。

杞，楚简作

西周《史密簋》作

公，楚简作

西周《毛公鼎》作

芳，楚简作（穷13）

西周《小臣继彝》作

4、楚简点画与“新体”的相近之处。

楚简时字局部，出锋波挑化，章草中常见。

王羲之《豹奴贴》昨字局部。

楚简工字，笔法精微，起止讲究，笔性近乎今文；

王羲之《寒切帖》忧字局部。

楚简辛字局部，侧锋趋势，二王笔法中常见；

王羲之《快雪时晴》一字。

楚简戊字，提按结构类今文。

楚简公字局部；

钟繇《常羸帖》口字。

楚简杞字局部，横折使转，提按顿挫，用笔讲究；

王羲之《普觉国师碑名帖》己字。

葛陵楚简自字，近于今草。

5、楚简的“今文”化点画元素。

一下文字图片来自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版《郭店楚墓竹简》。

《五行》：

韭，

明，

善，

圣，

童，

義，

則。

《六徳》：

强，

聖，

是，

孝，

行，

字。

《性自命出》：

勿，

习，

人。

《语丛三》：

聿，

区，

間。

《缁衣》：

齊，

見。

《尊德义》：

正，

命，

求。

三、轴心时代隶变突破

以上这些隶化而富有人文笔性的楚简文字，其篆、隶特征，或同时存在于一个单字中，或篆、隶分别独立，简帛学家谓之篆隶。金文与秦篆、篆隶相比较，不少文字不同于秦篆，而通于楚简篆隶。由此可见，篆隶大多来源于西周和春秋金文，“其中一部分在战国中期发生了隶变”，因此，隶书并非直接源于秦篆，通常认为大篆→小篆→隶书的演变观点，就有问题了。

所谓篆隶，其点画演变的指向不仅仅是隶定，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既是母体，就不属于某个具体的字体，她既不专属于隶书，也不专属于篆书、草书、楷书、行书等等，但同时也蕴含了这些字体的点画基因。这就是轴心时代经典具有的共同特性。《大学》《中庸》《论语》《老子》《易传》等经典文本，你说“贤贤易色”，“巳日乃孚”，“先甲三日”等等，解释各有不同，《易传》学派之争也来历已久，道家、儒家、阴阳家各自读出了自己的学派属性。根据时空与学者立场的不同，与时偕行，派生出了多样化的断代哲学和思想争鸣。

篆隶不比秦篆来的晚，而且数量远远大于秦篆。与秦篆相比，篆隶呈现出了“今文”化的趋向，比它晚的秦朝权量、诏版等通行的“书同文”字体，不但没有简化，倒是复杂了许多了，这不能不说秦朝小篆有演变退化的现象。雅斯贝斯认为，随着强大秦国和罗马帝国的武力征服，轴心时代文明随之结束，却留下了至今人类思想的基本范畴，历代学术基本都是轴心时代文明的诠释、反刍和发明（古典哲学用语：发微明义）。

简帛文明的原创经典书法符号，彰显人文精神的笔理墨妙，在书同文、行同伦中，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因此，楚文毁于秦火、亡于秦篆——“楚文消亡论”的观点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

“书同文”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统一的。尽管秦始皇决意毁灭的文化很多，但作为原创经典文明，怎个亡字了得？比如，焚书坑儒，儒学亡了吗？罢黜百家，百家灭了吗？三武灭佛，释家绝了吗？试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之间的合纵连横、通婚联盟、口诛笔伐、诸子游说、聚散分合，持续五六百年，文字相互渗透。秦楚关系，朝秦暮楚、错综复杂，恩恩怨怨，来历已久，很多人都看过秦宣太后芈八子的戏，还有秦始皇正夫人华阳太后等，都是楚国人，两国关系千丝万缕。秦统以后，大量楚国人才迁居咸阳，楚文的书写习惯和特点融入秦地，为秦隶笔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其说秦篆统一了全国，倒不如说秦隶统一了全国。因此说，楚文消亡论是有争议的，楚文多转化融合，存亡继绝，是有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朝的帝国复苏，对于隶变的多样化发展是有抑制力的，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跟战国时代其他国家的文字相比，秦国文字显得比较保守。”

本文用了隶变突破一词，突破了什么？突破了象形文字的依样画形，突破了贵族垄断的文字禁锢，是铭文刻制向手稿书写的突破，是图划工具向风格创作的突破，是象形转化为点画符号的突破，是工匠刻铸到经典学者参与书写研究的突破，是圆长到方扁的突破，是圆转到折挑的突破……改变了大篆的形体和笔触，变圆弧为平直化，变圆转为提按化、顿挫化、笔法化、方折化。一言以蔽之，隶变开启了古文向今文的转化。

关于楚简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饶宗颐先生也有相同的观点。思想经典的抄写，启迪了书写者的自由意志和人性发微，产生了多样的笔法、墨法、章法形态，具备了后来草、隶、行、楷多种字体的笔法和结构。

关于楚简的风格，各个篇目，各成系统。仅看部分郭店楚简的风格：《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

关于战国简帛字体的正、俗问题，长期以来有一种普遍俗成的共识，认为秦篆以外的六国简帛书法属于俗体，从而推论出隶变是俗体推动的结果，这种观点是不严谨的。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官方史官，他们所抄写的大量经典，均为官方通行文字。《说文解字·叙》中说的“著于竹帛谓之书”的“书”就是简书。

轴心时代文明大变革中，古文更无一例外的成为理性突破的对象，楚、秦等各国学者，对经典进行传抄与发微，思想与字迹，融为一体，技道互发。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学者“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种多形体都是新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探索形体，也即都是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结果，并无主次、正俗之别”。

关于简帛经典的写手，更多的来自学者本人，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如战国齐都临淄稷下先生，毛笔都是自己研制。

关于简书的出土历史，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出土战国魏国《竹书纪年》，1946年出土的战国简佚散海外，1953至1993年相继大量出土，开始得到系统整理，逐渐受到书者关注。

关于书法艺术的自觉，通常认为始于汉灵帝时期。然而，轴心时代人文精神的觉醒，在文化领域里是同步的，书法艺术更不例外。比如，儒学到了汉代，虽称经学，但已经是新儒学了；书法到了东汉，只能说是伴随着纸张的发明和普及，发生了二次飞跃……属于轴心时代文明复归。

四、结语

雅氏将轴心期觉醒的民族称为“轴心民族”，没有实现轴心突破的民族仍为“原始”，继续着没有历史的生活。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未经突破的民族”，要么保持着差距，要么被拖入历史，如东方的日本人、马来人等，西方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是“轴心文明带入民族”。

中国的轴心期突破是“内向超越”，希腊是“外向超越”。内向突破体现在对礼乐教化和汉字书法的革新，保留汉字演变线索的同时，实现“今文”转型和点画笔法的突破，并赋予艺术创作的审美内涵。“外向超越”表现为理性、理念对希腊神话的取代和拉丁语的消亡等。出土资料显示，轴心突破之前的毛笔多为平头，书法不具有点画用笔艺术的自觉意识。这并不是说前轴心时代没有汉字审美，这种原始审美活动和轴心期文明突破的人文理性审美自觉是不同的。

把汉字与书法艺术置于轴心时代视域，有助于更理性地审视它在人类文明中的历史定位。轴心时代概念对于书法艺术而言，最具价值意义之处，就在于其跳出了西方中心观来看待或评价世界的历史及其文明……

“黑格尔说，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我们的年表天天都在证明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结构。但是，基督教仅是基督教的信仰，而非全人类的信仰。因此，这一普遍历史观的毛病在于，它只能为虔诚的基督徒所承认。……假若存在这种世界历史轴心的话，它就必须在经验上得到发现，也必须是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那种事实。”“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轴心时代的特征是，“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流派，包括墨、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文字是思想的记录载体，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和思想记忆。汉字与书法关系，是刀与刃的关系，没有无刃之刀，更没有无刀之刃。书法的文化定位，众多书家认同“中华文化核心”说，那么这个“核心”于轴心时代存在的文明同步性是自然的。将书法艺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框架，才能认知其潜在的理性光辉。

“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中强调的轴心时代文明经典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是书法与汉字审美的统一体，“书”是古书经典的统一体，“书”是世界文明同步发展的证明，“书”是轴心时代中华文明领先世界并实现重大突破的文化载体……

（孟鸿声2019年3月29日于泉城泮斋）

孟鸿声书法扇面作品欣赏